尽管生活能赋予人们很多欢乐,但是同时也充满了不可避免的悲剧。即使不存在特别的痛苦,也仍存在着生、老、病、死这些事实。用更一般的说法就是,人类生命本身固有的一个事实:个体是有限的、孤独的。有限指的是他所能理解的、实现的或者享受到的都是有一定限制的,孤独指的是因为他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和他的同伴以及周围的环境都是相分离的。事实上,正是这种个体局限性和孤独性才是遗忘和放纵的文化倾向想要克服的。《奥义书》(7)中对这种奋斗做出了最鲜活和优美的表达,在图画中百川入海,最后汇合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名字,没有形状。将自己融入更大的某种事物中,成为更大的一种实体的一部分,个体在某种程度上就克服了自身的局限性。正像《奥义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借消失于虚无,我们汇入到浩瀚宇宙生生不息的创造中。”这看起来是宗教授予人类的极大安慰和满足:失去自我,他们就可以和神或自然合而为一。忠诚于一项伟大的事业同样可以获取这种满足。让自己从属于一项事业,就会感觉自己和一个更大的整体融为了一体。
在我们的文化中,更多的是一种相反的对待自我的态度,这种态度着重强调并高度重视个人的独特性及特质。在我们的文化中男人会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就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和外面的世界相区别甚至是对立的。他不仅坚持着这种个体性,还能从中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他在发展自身特质的过程中,以积极的方式掌控自己和世界,从事更有创造性、更有建设性的工作,并能从中找到乐趣。对于这种理想化的个人发展,歌德曾经说过,“人最大的幸福就在于发展个性。”
但是,我们已经谈论到的对立倾向,那种想要突破个体性的牢笼,消除其有限性和孤独感的倾向,同样根植于人类态度中,同样也会孕育出潜在的满足感。这两种倾向都不是由病因引起的。无论是保持个体发展还是牺牲放弃,都是解决人类问题的合理目标。
很少有神经官能症患者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想要消除自身的倾向。它可能表现在离家出走的幻想中,幻想自己被人遗忘了,或者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或者以书中主人公自居;或者就像我一个病人所说的,感觉自己被抛弃在黑暗和波涛中,自己也和黑暗与波涛融为一体。这一倾向存在于被催眠的渴望中、在神秘主义倾向中、在非现实的感觉里、在过度需要睡眠时,甚至存在于对生病、精神失常和死亡的渴望中。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在受虐倾向的幻想中,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点就是感觉自己被玩弄于他人的股掌之间,缺乏想法、权力,绝对屈服于他人的掌控。每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所决定的,都有其自身的含义。例如,被奴役的感觉可能就是成为他人牺牲品这种一般倾向中的一部分,因而成为一种防御手段来避免想要奴役他人的冲动,同样也是对他人不让自己领导的一种谴责。但是它除了具有表达防御与敌意的这种价值,同样也暗含着自我放弃的积极价值。
不管神经官能症患者是屈服于他人还是屈服于命运,不管他所允许的能凌驾在自身之上的痛苦是哪一种,他所寻找的满足感就是让自我被削弱或者彻底消失。然后,他不再会是行动的积极参与者,而变成一个没有个人意愿的客观物体。
当对受虐的追求被整合到努力放弃个人自我这种一般倾向中,通过软弱和痛苦所寻求和获得的满足感看起来就不再那么奇怪了。它被放在了一个很熟悉的框架体系中以供参考。(8)
神经官能症患者对于受虐倾向的固执追求可以通过这样的事实得到解释:它会作为对抗焦虑的一种保护机制,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或者真正的满足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满足只有在性幻想和性变态中才是真实的,即使它在软弱和被动的一般倾向中是主要的组成元素。这样就产生了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神经官能症患者很少能获得解脱或者放弃,获得他所追求的满足感呢?
一个让神经官能症患者无法获得满足的重要因素,就是由于受虐倾向会受到神经官能症患者极度强调的个人独特性的反击。大多数受虐倾向和神经质症状都有着共同的特性,是互不相容的追求之间的一种妥协。神经官能症患者一方面想要顺从每一个人的心愿,另一方面又觉得整个世界应该为了适应自己而发生改变。他感觉自己被奴役了,同时却坚持认为在他人身上实现自己的权力是毋庸置疑的。他想变得无助,被别人照顾,同时却坚持要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而且事实上也坚持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他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是,但是当别人认为他不是天才的时候,他会变得非常生气。肯定不存在什么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能够同时调解这些极端,尤其是当这两种追求都十分强烈的时候。
这种寻求被淹没的驱动力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比在正常人身上更不可抗拒。因为神经官能症患者不仅要消除人类身上普遍存在的恐惧、局限性和孤独,还要消除因陷入无法解决的冲突中而遭受痛苦的一种感觉。他那种与此相冲突的、追求权力和自我扩张的驱动力也同样是不可抗拒的和超过了正常程度的。当然,他也想实现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要无所不能,又要一无是处。例如,他可能生活在对他人的无助的依赖中,但同时又想用这一弱点在其他人身上发号施令,这样的妥协可能让他错误地认为是一种屈服退让的能力。事实上,即使是心理学家也会将二者混淆,屈服本身就是一种求虐倾向。刚好相反的是有求虐倾向的人完全没有能力让自己屈服于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上。例如,他不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事业中,或者让自己全身心地去爱另一个人。他会屈服并沉浸在痛苦中,但是这种屈服完全是被动的。这种感受、兴趣或是造成他痛苦的这个人都仅仅是他为了实现自我迷失的手段。他与另一个人之间没有积极的相互作用,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地沉浸于自己的目的中。真正地将自己交给一个人或者一项事业是内心强大的一种表现,而求虐倾向的屈服最终不过是内心软弱的一种表现罢了。
神经官能症患者所寻找的满足感为什么很难达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之前所描述的神经官能症人格结构中固有的破坏性元素。文化的“酒神”驱动力中是没有这些破坏性因素的,也没有那种能对人格构成造成影响的神经性破坏因素,破坏成功与快乐的可能性。举例来说,拿希腊人的酒神崇拜与疯狂的神经幻想症来对比,前者不过是为了追求一种短暂的销魂体验来增加生命的欢乐,而后者的追求却在于对自我的湮没和抛弃,既不是为了再生而暂时地投入,也不是为了让生活更加富有更加充实。它的目标是要消除整个痛苦的自我,而不管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因此人格中未受损的部分会以恐惧的方式给出回应。事实上,部分人格迫使整个人格对灾难的可能性产生恐惧,是对意识造成影响的这一过程的唯一因素。神经官能症患者所知道的就是害怕自己会发疯。只有当这一过程被分解成不同的构成部分时,即自我泯灭的驱动力和一种反应性恐惧,人们才能理解他在追求一种确切的满足感,而恐惧却在其中起到妨碍作用。
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因素强化了与自我泯灭的驱动力相关联的焦虑。这种因素在西方文明中也存在,但是比较少,就算有,文化中的这些驱动力即使不具有神经性特征,也能够被满足。宗教就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它现在对多数人而言已经失去了权力和吸引力。这样的满足感的实现不仅缺乏有效的文化手段,而且它们的发展往往会受到打击,因为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中,个体希望持有自己的观点、肯定自己,必要的话还会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在我们的文化中,屈服于泯灭自我的倾向会有被其他人唾弃的危险。
注意到这种往往把神经官能症患者与其所追求的特殊满足分隔开的恐惧,就不难理解带有求虐倾向的幻想和异常行为对他的重要性了。如果自我泯灭的驱动力存在于性幻想或者性行为中,他就有可能逃出自我泯灭的危险了。就像酒神崇拜一样,这种虐待行为提供了一种暂时的解脱和放纵,并且自己受到伤害的风险较低。通常,它们会渗透到整个人格结构中,有时候会集中在性行为上,而人格的其他部分相对来说不受约束。一些男人原本在事业上有进取心,只要积极上进就可能获得成功,却时不时地被迫沉浸在受虐的性变态中,例如打扮成女人,表现得像个淘气的男孩一样让自己被打。另外,使神经官能症患者不能为自己的困境找到一种满意的解决方式的恐惧心理,同样也可以渗透到他的受虐倾向中去。如果是关于性欲的驱动,不管对于**的求虐幻想有多强烈,都会让他远离性欲,对异性有一种抵触情绪,或者至少存在性抑制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求虐倾向在本质上是一种性现象。为了做出相应的解释,他制定出一套理论。起初他认为受虐倾向从某一方面来说就是性发展的生物决定阶段,也就是所谓的肛欲期。后来,他补充了这样的假设:受虐冲动和女性气质有一种内在的血缘关系,并隐含着渴望成为女人的愿望。(9)正如之前所提到的,他最后还做出假设,就是求虐倾向的驱动力是自我毁灭与性冲动的结合,它的功能就是为了使自我毁灭的冲动对个体无害。
另外,我的个人看法可以总结如下:受虐倾向本质上既不是性现象又不是生物决定过程的结果,而是源于人格冲突。它们的目的并不在于让人们受苦。神经官能症患者和其他人一样都不希望自己受苦。神经质痛苦,就其具有某些功能来说,并不是人们想要的,而是不得不付出的,他想要得到的满足也并不是痛苦本身,而是一种自我泯灭。
(1) 弗洛伊德:《超越幸福原则》,国际精神分析文库第4卷。
(2) 朵亦奇:《母性与性欲》,载于《精神分析季刊》,第2卷(1933年),第476—488页。
(3) 小说名为《穿过黑夜》。
(4) 通过受虐倾向得到满足感,其解读方式基本上和之前提及的弗洛姆书中的解释是一样的。
(5) 埃尔文·罗德:《精神:希腊人对灵魂不朽和信念不朽的崇拜仪式》(1925年)。
(6) 雷斯利·斯皮尔:《平原印第安人的太阳舞:它的发展和传播》,载于《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人类学论文集》第16卷,第7部分(纽约,1921年)。
(7) 《奥义书》是印度的解释古文献《吠陀》经典的书籍,其中多数是关于哲学、宗教的著作。——译者注
(8) 威廉·赖希在《精神关联与植物循环》和《性格分析》中曾做过同样的努力,企图解决受虐倾向的问题。他坚持认为受虐倾向和幸福原则并不是相违背的。然而,他却把它们放在性的基础上,我认为这是个体界限欲望的消解,他却认为这是对性**和快感的追求。
(9) 弗洛伊德:《受虐倾向的经济原则》,载于《论文集》,第2卷,第255—268页,和《精神分析新论》。同时也可以参见拙著《女性受虐倾向问题》,载于《精神分析评论》,第22卷(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