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隋炀帝的动机非常模糊,耐人寻味。
简单来说,隋炀帝前两次下江都,都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北巡数次,每次都是黄沙漫天,强敌在侧。西巡数次,都是为了打仗,杨玄感又在旁边虎视眈眈,准备随时发动兵变。修建了东都洛阳,却并没有在此常住,而是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往返奔波。其余的时间,全部交给了高句丽。
如果说隋炀帝好面子,讲排场,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可如果说他贪图享乐,荒**无道,似乎就有点强词夺理了。隋炀帝做了十四年的皇帝,大半时间都在外漂泊,不是安抚少数民族和南朝士民,就是对外征战。
隋炀帝一生所求就是万国来朝,四方朝拜,在他的努力下,一个辉煌无比的帝国诞生了,可穷兵黩武的代价却是所有人的背叛。他穷其一生,做了他认为对的事,可到头来却惨遭举国臣民的反对。
眼看着凝聚一生心血的帝国轰然倒塌,隋炀帝如何能够承受?难道他还要再花数十年的时间重新再来一遍?我不是在中关村创业,随便租个办公室,拉着几号人,搞搞互联网+什么的。纵使产品失败了,投资人撤退了,从头再来也就罢了,再不济也是欠一身债,还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历史上的帝国中兴,似乎还没有在同一个皇帝的手中实现过吧。
隋炀帝和我们一样,只不过是个情感丰富的凡人,梦想破碎之后,很容易一蹶不振。客观地说,隋炀帝第三次下江都,是在意志消沉的情况下离开的。
细读史料,还是可以感觉得到隋炀帝当时的心境:
第一个心境:他虽然意志消沉,却并没有放弃镇压起义军的大战略,说得好听点,南下江都是隋炀帝的战略性撤退,他想要以此来曲线救国。
南下江都的前后,隋炀帝先后发布了几道任命书:
任命自己的表兄弟,唐国公李渊为太原留守,全权负责河东的防务。
任命光禄大夫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全权负责洛阳和周边的平叛。
任命大隋名将屈突通为关内讨捕使,负责长安和周边的防务。
命张须陀为河南道讨捕大使,镇压翟让和李密的瓦岗军。
命太仆卿杨义臣前往河北,剿灭猪狗不如的军阀张金称。
命涿郡通守郭绚讨伐河北的大军阀高士达、窦建德等人。
有人可能会问了,隋炀帝既然想要平叛,为什么不亲自坐镇洛阳,反而要把大隋帝国的根基拱手相送?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不少争论。
比如,隋炀帝的改革让皇族和关陇集团彻底对立,以至于矛盾无法调和,隋炀帝只好效仿前朝,南下江都,划江而治。
《隋书·郭衍传》中就说过,杨广争夺太子之位的时候,曾经拉拢过郭衍,而郭衍则说,如果所谋之事成功,杨广可以安心做太子,如果所谋之事失败,可以占据淮南,复梁、陈之旧。这样的说法,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这样的做法确实有点缘木求鱼,舍近求远。
不管怎么说,长安和洛阳是大隋王朝的首都,皇权的象征。同样是一条龙,盘踞在万里长城那叫真龙天子,睡卧在臭水沟,人家只能当你是一条无家可归的孤怜小蛇。更何况,隋炀帝迁都洛阳不就是为了加强中央皇权,削弱关陇集团的影响吗,现如今撤退到江都,确实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隋炀帝刚离开洛阳,各地就兴起了另一波造反的**。
幽州战将罗艺,杀官员,开粮仓,宣布造反。
兰州的薛举,控制官府,开粮仓,宣布造反。
凉州的李轨,控制官府,宣布造反。
刘武周杀死马邑太守王仁恭,开粮仓,宣布造反。
西梁皇族后裔萧铣,在岳州宣布造反。
还有,隋炀帝又爱又恨的大表哥李渊也举起了义旗。
第二个心境:隋炀帝相信大暴乱的事实,可对暴乱的规模仍旧存疑。
就拿杨义臣来说,他当时在河北剿匪,中途给朝廷发了一份捷报,声称自己努力耕耘,最终收编了数十万起义军,算是给隋炀帝提前祝贺一下。
有这样体贴的下属,人生实在当浮一大白。不幸的是,杨义臣的捷报并没有让隋炀帝高兴起来,反而让他忧伤不已。想想看,杨义臣几战下来就收编了数十万起义军,如果把河北战场横扫一遍,是不是就可以收编上百万的起义军?
事情都有两面性,杨义臣的成绩越突出,说明河北起义军的数量越庞大,这对隋炀帝并不是什么好消息。隋炀帝拿到奏折,差点惊掉了下巴,他嘀咕道:“朕原先并不知道盗匪有这么多,杨义臣怎么会收编数十万人?”
在古代,一个县的人口不过数万人,隋炀帝要么承认县里的百姓全都成了盗匪,要么承认绝大部分的郡县都成了土匪窝,他该接受哪个事实?并非隋炀帝不愿意承认,这种超乎想象的数据,任何人恐怕都难以接受。
第三个心境:隋炀帝忌惮起义军,也防备着手握重兵的朝臣。
还是拿杨义臣来说,他忠厚谨慎,能力超群,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灭张金称一战,收编数十万起义军,可捷报发到江都,虞世基却在皇帝面前泼他的冷水,说贼势不足为虑,凡倒是杨义臣拥兵自重,不可不防。
据史料记载,隋炀帝听信了谗言,下诏将杨义臣调回朝廷,封他做了礼部尚书。收回军权,给你赏个毫无油水,不好捞政绩的官职,明显就是猜忌嘛。无独有偶,隋炀帝对表哥李渊也是防备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话又说回来,不管隋炀帝是个什么心境,放弃洛阳,南下江都就是不折不扣的错误决策。既然做了错误的决定,就必须承担一切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