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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大业律（第2页）

泄露朝廷机密。中央的政策、朝廷的决议，在没有正式公布之前，绝对不许外传，一旦被查出来，就是一等一的大罪。

第六，妨碍管理秩序罪。

走私。比如，中原的铁器非常先进，北方的草原民族却不精通铁器工艺，隋朝规定了，不允许走私铁器，这些危险的玩意儿必要得到国家的配额管理。

私铸钱财。私铸钱币绝对是操家灭门的大罪，没什么好商量的。

违反户籍管理规定。古时候都是按照人头数来抽税的，如果你不在官府登记造册，就相当于不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和我们现在的黑户是差不多的概念。

居丧嫁娶。家里有长辈去世，晚辈应该守孝，如果这个时候你还锣鼓喧天地娶妻娶妾，那对不起，朝廷会派官员前来弄死你。

通奸。男女之间非法的性行为不仅有伤风化，破坏社会和谐，还容易在家族内部引起不必要的争端，朝廷因此明令禁止。

不睦。在古代，男人们一妻多妾是常有的事儿，孩子嘛，经常是同父异母，或者是同母异父。即便如此，你们也不许在家里闹矛盾，破坏社会的和谐。

不孝。父母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孩子如果不承担赡养责任，天天在外面潇洒鬼混的，对不起，朝廷会出面处置你。

第七，军事犯罪。

怯敌。两军交战，你不可以躺在地上装死，不可以不战而溃，更不可以发表消极言论，妨碍军心。

逃避兵役。朝廷打仗需要征兵，你可以把自己搞成残废，但是绝对不允许四肢完整，年龄又达到要求的男丁拒绝服兵役。

丧师。如果你是大军统帅，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是造成全军覆没，或者无端损失过多，朝廷都会追究你的责任，一般都是削除军籍，贬为庶民。

当然，隋炀帝的《大业律》中还有其他条款，许多都已经失传。总而言之，和《开皇律》相比，《大业律》定罪条款更少，律法变得更加宽松。那么问题来了，老爹已经定了律法，隋炀帝为何还要制定新的律法呢？

江湖传闻，隋炀帝想要掩盖弑杀父亲，谋夺太子之位的罪行，因此用宽仁的刑罚来笼络人心。虽然是信口开河，却承认了《大业律》宽松的事实。

还有人说，隋炀帝是好大喜功的人，想要靠这部法典来树立威名。问题是，如果靠一部法典就能赢来威名，那中国历史上的法典恐怕已经多如牛毛了吧。

事实上，律法经典不经典，不能从律法本身来看。比如，你在家觉得自己帅不重要，关键是和别人比起来你帅不帅，在特定的人群中，你的长相是不是符合他们的审美标准。律法的好与坏，必须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说才有意义。

当时，百姓深受严苛律法的折磨，抵触情绪非常浓厚。杨坚制定《开皇律》，就是为了笼络人心。遗憾的是，杨坚本质上就是个内心阴暗、严苛无比的帝王，他对世间的一切都是持怀疑和猜忌的态度，他虽然制定了宽松的律法，可骨子里却不相信臣民会对他感恩戴德，不相信臣民会减少犯罪的动机。

南方的百姓，尤其是地方豪强，更是视隋朝的律法为洪水猛兽。

说白了，《开皇律》在北朝百姓的眼里是福利，可在南朝百姓的眼里，仍旧是严刑峻法。更何况，隋文帝在执行《开皇律》的时候，以粗暴和野蛮的人治为主，律法几乎形同虚设，这就让官员和百姓更加难受和抗拒。

隋炀帝在江南待了十年，对当地士民的心理非常清楚。

修建大运河，巡幸江都，免除南方的徭役赋税，隋炀帝并不是吃饱了撑的，也不是人傻钱多，他想进一步推动南北民族和经济的融合。想要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律法就是一个绕不开的坎。

从扬州回来之后，隋炀帝就给吏部尚书牛弘派了任务：立即组织人手，在最短的时间内编撰法律条文更为宽松的《大业律》。

比如，《开皇律》中规定，只要你犯了十恶之罪，必须要得到严惩。如果是谋反罪，朝廷在定案的时候，可以不分情节轻重，直接判处你死刑，至于刑罚的执行，可以不分时令和场地。更有甚者，只要你有谋反的想法或者言语，也可以立即给你定罪，将你流放两千里地。至于株连、屠杀，根本就是小儿科。

牛弘在制定新法的时候，隋炀帝就说过，十恶不赦之罪太过严苛，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取消，至于其中的条款，可以修改之后并入到《大业律》中。

隋炀帝是一个聪慧的人，他意识到帝国的人口正在快速膨胀，国家已经进入到繁荣稳定的时期，如果说乱世需要用重典，但是在太平盛世，道德教化远比严刑峻法要好用，想要收服人心，就必须推行宽厚仁德的治国理念。

可以说一个小故事。

隋炀帝的律法规定，在洛阳宫值守的卫士绝对不能擅离职守，即便旁边还站着你的小伙伴。有一次，隋炀帝在显仁宫办公，中途觉得有些疲乏，于是就走到宫殿外面散步，结果发现有一个岗位居然没有人值班。

隋炀帝当场就怒了，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一番调查，发现是禁卫军首领派遣值班的卫士出门办事去了。情有可原吧？

隋炀帝并不这么想，他找来了大理寺少卿源师，控告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大业律》的规定），要求他严格调查此事，并放出话去，希望源师能够将禁卫军首领判处死刑，以儆效尤。

源师态度非常强硬，禁卫军首领虽然触犯了朝廷的律法，可罪不至死，因此极力劝说隋炀帝，最后将禁卫军首领改判成徒刑。隋炀帝虽然有帝王标配的火暴脾气，毕竟还是在他制定的游戏规则内行事。

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们对《大业律》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原因有很多。比如许多内容都已经缺失，整部法典不成体系。比如律法太过宽松，基本上没有惩罚的效果。当然，最重要的是，《大业律》并没有改变大隋灭国的现实。

客观地说，《大业律》的意义在于，他是隋炀帝对大隋帝国现状的理解，是他治理国家的一种态度，也是研究隋炀帝历史的一个支点。

关于这部法律的执行，隋大业九年（613）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官员和百姓的生活环境非常宽松，不知法律为何物。比如官员们犯了法，利用官职和金钱抵罪，基本上可以大事化小，土匪盗贼打家劫舍，朝廷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在这一年，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尤其是隋大业九年（613）爆发的杨玄感军事政变，让隋炀帝感受到了统治危险，为了镇压起义军，隋炀帝开始实施严刑峻法。比如老百姓做了土匪盗贼，不管是什么原因，一律诛杀（帝乃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

法律从宽松到严峻，根本就没有平滑的过渡。想想看，起义的人可以逃脱朝廷的刑罚，老实过日子的人却被拉出来顶罪，谁还愿意跟着朝廷混？不得不说，《大业律》是隋炀帝施行仁政的手段，可谁也没想到，帝国居然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运动，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这部律法成为加速王朝衰落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