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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扬州的真相 隋炀帝没那么龌龊（第2页）

智（左岂右页）大师生前建造了三十六座寺院，圆寂之后，杨广遵照他的遗嘱，在天台山（今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另行建造了一座大型的古刹，杨广登基之后，将之重新命名为“国清寺”，一直流传至今。

杨广对佛教的礼遇，一直持续到他被杀。为政期间，杨广在洛阳举办了佛教盛典“无遮大会”，又命人在扬州修治了数万本经书，还修治和建造了数万尊佛像，并将佛教文化推广到日本等国，对民族可谓是功莫大焉。

写到这里，其实大家应该都明白了。

带着陈叔宝的嫔妃沈婺华南下，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陈朝皇室都已经归顺大隋，皇室后裔沈婺华生活美满，咱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是一家人呢？

带着番僧、道士、和尚、尼姑南下，也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大隋王朝虽然以儒教为尊，可那都是过去式了，如今佛教、道教才是我们大力支持的文化。

再者说，杨广做晋王的时候，和智（左岂右页）大师结下了善缘，也为南朝的佛教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隋朝和南方臣民是有共同语言的。如今，北朝的和尚、道士愿意跟随杨广混日子，你们还要犹豫什么呢，快到碗里来吧。

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巡游扬州，只不过是继续拉拢南方士族，为大隋王朝的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而已，并非隋炀帝的私欲。

事实上，咱们可以假设这样一种情况：隋炀帝此时就在盘算着父皇没有完成的伟业——征服四方，将大隋的天威波及四海八荒，以及对辽东的高句丽开战（老爹尝试着打过，可最终折戟沉沙）。那么，修建洛阳城，打通大运河，先安抚南陈民心，随后将洛阳、幽州和南边的扬州、绍兴等地连接起来，这将是多么宏伟浩**，震慑人心的帝王气魄啊。

历史证明，隋朝的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

据史料记载，隋炀帝临行之前发布了好几个诏书，声称宰相们只知道坐在家里闭门造车；吏部大佬们考核官员，只看下面人的一张嘴，从来不做实地调研，考核的形式非常主观；朝廷的刑罚非常严苛，地方官员又喜欢阳奉阴违，致使百姓蒙冤，难以伸张正义。

为了不让百姓误会，隋炀帝甚至公开了自己的意图：长安不便于朝廷管理全国各地，因此朕才决定修建洛阳城，想要亲自巡视天下，使得天下无冤。

隋炀帝的一生，因为旁人的断章取义，蒙受了多少不必要的冤屈。这样的雄心壮志，竟然被形容为独夫民贼，国之暴君，我们是否该扪心自问？

隋大业二年（606）二月，隋炀帝坐镇在扬州，仍然不忘记遥控洛阳的官员：吏部尚书牛弘，你立即组织人手制定朝廷的舆服、仪卫制度。太府少卿何稠，你协助牛弘，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说白了，皇帝在家里应该穿什么衣服，衣服上面应该画什么样的禽兽，出行应该穿什么衣服，出行的仪仗应该有多少人？后宫需要什么样的衣服和仪仗？还有，大隋的官员究竟穿什么样的衣服？佩戴什么样的装饰？出行都用什么样的仪仗？不同等级的官员，地位应该如何划分？这些都需要大隋制定自己的标准啊。

时人都明白，鲜卑族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改变汉族的习俗，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以鲜卑族的打扮和风俗为荣。杨广表示，这不是他想要的。

隋文帝杨坚上任之后，曾经下过一道诏令，所有拥有鲜卑姓氏的汉族人，全部改回汉家本姓，穿汉族的服装，认祖归宗。遗憾的是，杨坚提倡节俭，朝臣们因此不敢奢华，他们身上的衣服，大多是破旧不堪，毫无色泽的货色，不仅如此，衣服的样式还不统一。大臣们上朝的时候，往大殿里一站，花花绿绿，破破烂烂，丝毫没有大国气派。

客观地说，杨坚执政的时候，许多国家基础工程都没有做到位。说白了，就是给儿子留了个烂摊子。隋炀帝难道要继续鼓励大臣穿低劣的衣服？找人统一服饰，提高衣服的品质，彰显大国的气派，又有何不可呢？

据史料记载，牛弘接到隋炀帝的命令后，带着自己的团队，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完成了方案的制定。隋炀帝回到洛阳之后，牛弘亲自带着方案汇报了一遍，君臣二人这才定下了大隋的礼仪制度。

举几个例子来说。

隋朝之前，官员都是戴皮弁帽，这种帽子出场率最高的就是在军事礼仪上，北朝崇尚武力，因此一直沿用着皮弁帽。这也就罢了，每个皮弁帽都有簪子，隋朝之前，全都是璎珞簪，这种簪子的材料都是丝线，说得难听点，帽子上都挂着和中国结一样的玩意儿，观感非常之差。

何稠说了，以后所有帽子，全部改用象牙簪。

比如，旧制的车乘，全都是在车辕上建造一个大木箱，驾车的人和天子一同乘坐在其中，何稠说了，这不符合天子的身份，建议从木箱中隔出一个单独的位置，专门给驾车的人使用，天子独坐箱中，彰显地位。

至于衣服的质量，全部从地摊货变成名牌货的品质。

即便是苛刻的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改弦更张，自然要付出代价。

遗憾的是，某些史书居然这样渲染隋朝的礼仪制度改革：说是隋炀帝想要制作新衣服，因此需要许多羽毛，地方官员便四处寻找，看到一棵树上有鹤巢，想要上去端了它，结果爬不上去，便下令将大树连根拔起，鹤妈妈担心小鹤受伤，赶紧拔掉自己身上的羽毛丢给他们（鹤恐杀其子，自拔氅毛投于地）。

春秋笔法，不值一提。

隋大业二年（606）四月二十六日，隋炀帝的扬州之行结束，返回东都洛阳之后，隋炀帝便下了一份诏书：免除天下百姓一年的赋税。

在此之前，他已经接连下了两道免税的诏书。

第一道：免除因为战争而阵亡将士家庭十年的赋税。

第二道：免除江淮百姓一年的赋税，免除扬州百姓五年的赋税。

关于减税的诏书，史书上到处都是，堪称历史之最。那么问题就来了，隋炀帝是人傻钱多，冤大头吗？唐朝也有钱，可如此频繁地减税，并不常见啊？

其实，隋炀帝的原则很简单：减税，但是不减徭役。

他可能是在传达一个信息：我接下来要干许多大型的工程，先把你们的赋税全部免掉，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至于徭役，得靠你们倾力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