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琦是清闲了,可宦官们没心情,也没能力盘点天下财政的收支,他们只对皇帝和皇室负责,皇帝说要钱,直接从府库提走,至于国家收入多少,如何规划统筹,这不是宦官关心的问题。想想看,没人监督国库,没人知道账目,国库自然就成为一个无底洞。当时,管理国库的宦官多达三百人,今天你拿点钱,明天我捞点钱,大家都视而不见,就逐渐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团。
这个利益集团损失的是国家的利益,唐代宗李豫比较宠信宦官,只要他们不沾上权力,捞点钱他还是可以容忍的。但唐德宗李适就不一样了,他对这些猫腻非常反感,一直想惩治这些帝国的蠹虫。
杨炎看准了李适的心理,顺势上了一道奏折:赋税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命脉,国家的盛衰安危,无不与赋税相关。由宦官掌握国家的赋税收支,必定会出现亏空。臣建议,将国库搬出内库,以后由主管部门统筹管理。
就在当天,李适下诏:“从今以后,天下赋税全部交到左藏库,延续以往的惯例,每年只需要精选三五千匹布帛供皇宫用度即可。”
不管怎么说,敢拿宦官开刀,杨炎就是值得尊敬的狠角色。更何况,重新把财政大权夺回来,对文武百官也是一件好事。据史料记载,杨炎并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而是趁热打铁,针对唐朝财税制度的弊端,提出了两税法改革。
改革背景其实很简单:
背景一:均田制度崩塌,朝廷失去了征税的依据。
唐朝中期,均田制度彻底崩溃,老百姓的土地被兼并,要么无地可种,要么逃离原籍,租庸调制度彻底失去了市场。不仅如此,战争过后,全国的户口、土地、财产信息已经不准确,按照过去的信息来征税,根本没法执行。这种情况下,朝廷需要制定一个新的制度。
背景二:朝廷、藩镇、团练使一起捞钱,老百姓苦不堪言。
在此之前,老百姓只需要养着中央政府,可战乱之后,藩镇节度使、团练使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帮人需要钱粮养兵,只能把老百姓当提款机。更有甚者,河南、山东、荆襄、剑南等地,几乎不向朝廷纳税。对中央政府来说,老百姓被欺负了,他们还得不到好处,自然得想办法治理。
杨炎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招:量出为入,实行预算制度。
以前,国家征税多少,花费多少,完全没有计划。如今,朝廷先计算国家的开支数量,再确定应该征收的税额,然后摊派到全国各地。
第二招:只对土地和资产纳税。
根据百姓资产数量,定出不同等级的户,确定应该缴纳的“户税”,也就是财产税。再根据百姓的土地数量,确定应该缴纳的“地税”。至于租庸调和其他税费全部废除,严禁另立名目征收其他税费,违者以“枉法论处”。
第三招:纳税时间和纳税方式。
每年分夏、秋两次纳税,“夏税”在六月之前缴纳,“秋税”在十一月之前缴纳。两税法规定,“户税”以银钱征收,“地税”以粮食征收,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799年)的垦田数为准。正因如此,所以名为“两税法”。
第四招:制定“两税三分”的制度。
税收征缴后,一部分送到中央国库,一部分留给藩镇节度使,一部分留给州县政府使用,和如今的分税制是一样的道理。如此一来,大家都能分到钱,而中央政府可以继续控制财权,限制藩镇节度使的膨胀。
建中元年(780)正月,唐德宗李适批准了杨炎的两税法。至于两税法的成绩,还要在一年之后才能看到。不过,当杨炎把方案提交上去的时候,李适已经被他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气魄深深折服,这不正是李适需要的人才吗?
此时,推荐杨炎的宰相崔祐甫由于身染重病,有时候在宫中办差,有时候在家中休养,杨炎在李适心中的地位瞬间提升。有了老板的支持,杨炎底气十足,忙完了事业,也该找他的死敌刘晏报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