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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专家刘晏 赢得生前身后名（第2页）

当时，刘晏从盐税中拿出了一笔巨额资金，下令在扬子（今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开设了十个造船厂，临时建造了两千艘急需的大型运输船，每艘船的成本高达一千缗（mín）。

工人们拿工资，磨洋工问题自然就解决了。然而，官员们坐不住了，他们觉得造船是工人的义务，刘晏这样做，完全是浪费钱，惯着小老百姓。

刘晏反驳道：“你们这些人，就会算计鸡毛蒜皮的事儿。”

官员们觉得刘晏不可理喻，粗暴地反驳道：“就算造一艘好船，五百缗也足够了，你不觉得一千缗太过分了吗？”

刘晏：“想把事情办得更好，就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

官员们蒙了：“什么叫长远？”

刘晏耐心地解释道：“船厂的民工太多，如果按照老规矩剥削他们，如何让他们安心造船？咱们开出高工资，保证他们衣食无忧，他们自然会安心造船。再者说，先前造船的材料经常被替换成劣质的，如今给的钱多，就算有贪污克扣的，剩余的钱也能造出一艘合格的大船。”

这番言论，让官员们目瞪口呆。

刘晏看着痴呆的同僚，恨铁不成钢地说道：“哎，你们现在都不理解我，后世的人一定会认可我所做的一切。”

不得不说，刘晏在国库最紧张的时候，敢大手笔造船，确实有魄力。宪宗、懿宗时期，朝廷不断压低运粮船的建造经费，以至于物料低劣，工人偷懒耍滑，造出的船薄脆易坏，漕运也就渐渐就废弃了。

问题是，刘晏的漕运改革就是烧钱，李豫虽然力挺他改革，可国库的经费不允许啊。更何况，李豫穷得叮当响，还指望刘晏帮他弄点零花钱呢。

刘晏表示，这个事儿他一直记在心里。在古代，临时加征赋税，派兵洗劫大户，约谈有钱商人，让他们资助经费都是可行的策略。不过，刘晏爱惜自己的羽毛，干不出这些龌龊的事，他把目光转移到了盐政上。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唐玄宗以前，官府并没有实行食盐专营制度。当时，全国有两个大的食盐来源，一个是河东的解盐（最大的产地在山西省运城市），一个是江南的海盐，其中解盐占据一半以上的市场。

在河东，由豪强富户控制食盐的生产，由大的盐商负责销售，老百姓当打工仔，赚取微薄的工资。当然，有些家庭会搞小作坊，生产小批量的食盐，然后偷偷卖给盐商。官府的角色就是：坐看你们发财，而且不征收任何盐税。

有唐一朝，老百姓承担朝廷绝大部分的赋税，可最赚钱的盐商却数钱数到手抽筋，确实是奇事一件。唐睿宗时期，某些官员就提出要在河东设置盐政官，专门负责征收赋税，可一直到开元时期，有关部门才开始重视此事。

当时，朝廷下了文，规定食盐生产商需要获得官府签发的食盐生产许可证，还要向朝廷缴纳一万斛食盐，由当地官府负责征收。和巨大的食盐利润比起来，一万斛食盐，实在是九牛一毛。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逃出长安，过起了穷光蛋的日子，这才想起富可敌国的盐商们。为了筹措战争经费，李隆基将理财大师第五琦派了出去，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增加国库的收入。

第五琦发话了，所有盐场必须在朝廷备案注册，由官府统一管理，盐场生产的食盐由官府统一收购，统一运输到各地，再由政府专卖销售。除此之外，盐场不能将食盐卖给任何商人，否则官府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这样做的好处是，食盐的收入全部流进了政府的口袋，国库顿时就充盈了起来。可问题是，官收、官运、官销有绕不开的弊端：

第一，钱进了中央的府库，官员捞不到任何好处。

想想看，官员们忙活着收盐、运盐、卖盐，却只能拿着死工资，图啥？朝廷明面上不允许商人销售食盐，可官员们有权，这些人暗中把食盐加价卖给盐商，既可以赚钱交差，也可以从中捞一笔，何乐而不为。

第二，官府毕竟人员有限，要在全国开设食盐专卖连锁店，需要大量的启动资金和从业人员。主管部门做不到这点，只好少设销售点，以至于百姓们要买一点食盐，需要跑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路。

第五琦的想法是好的，就是不太注重市场规律。刘晏是个接地气的官员，他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决定把官收、官运、官销改为民产、官收、商销。

在食盐生产环节，官府扶持一批豪强控制的大盐场，民间自发形成小盐场。在食盐收购环节，官府有垄断性的收购权力。在食盐销售环节，官府把食盐加价卖给盐商，让他们自行设立销售网点，政府再从中征收一些食盐销售税。

在当时，食盐如果要跨境运输和销售，必须给当地的县老爷交一笔“食盐过境税”，也就是地方保护税。刘晏一声令下，以后这些都不用交了，谁再敢搞地方保护主义，先收拾你一顿再说。

把食盐交给商人销售，如果他们囤积居奇，擅自涨价怎么办？

好说！刘晏在各地的交通要道设置了许多常平盐仓，专门储备官府的食盐，如果盐商的食盐超过了官府指导价，官府就出面销售常平盐。

刘晏的做法很快就收到了奇效。第五琦主政时期，唐朝的盐税每年是六十万贯，刘晏主政时期，唐朝的盐税达到了六百万贯。由于刘晏的食盐制度改革让统治者尝到了不少甜头，一直到清王朝，政府采用的都是唐朝的食盐产销制度。

除了盐政改革，刘晏还发明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粮食监控体系。

在唐朝，这绝对是新鲜玩意儿。当时，刘晏在全国各地设置了十三个巡院（具备国家统计局和发改委的职能），定位为监测地方经济信息的机构，专门负责收集各地的粮食生产情况、物资存储、物价变化、气候异常等信息。

问题是，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怎么把信息传递给京城呢？

刘晏表示，这些都不是事儿。他大手一挥，发布了一道求贤令：只要你走路比普通人快，就可以找官府应聘，工资待遇从优，尊严有保障。在当时，这批人被称为“疾足”或“驶足”。

当时，刘晏在巡院和京师之间设立了驿站，专门接应这些疾足。各地巡院定期将经济信息传递到京城，刘晏将朝廷的指令反馈到各地，保证市场供求平衡，物价稳定。比如，滑州的粮食丰收，汴州的粮食歉收，刘晏会派人收购滑州的粮食，以免谷贱伤农，然后再把粮食卖到汴州，确保汴州百姓不会饿肚子。

据史料记载，刘晏的粮政改革确实起到了平抑物价的作用，以至于粮食市场基本达到了“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的状态。

刘晏的改革是大工程，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正是这一时期，唐朝的理财高手、漕运高手层出不穷。比如，陈谏、韩洄、元秀、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等人都是刘晏的门生，尤其是陈谏，机警聪敏，过目不忘，后来成为顺宗时期“二王八司马”改革集团的重要成员。

客观地说，刘晏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大唐的中兴大业。遗憾的是，这样的丰功伟业并没有成为他的护身符，在后续的政治斗争中，刘晏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后面的章节咱们再继续讲刘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