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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军兵败邺城安庆绪重燃斗志（第2页）

此时，从江淮、并州过来运送粮食的部队络绎不绝，史思明派人换上官军的服饰，打着官军的旗帜，假装督促运粮。如果碰到官督民运的队伍，史思明的手下就装作督运军粮的唐军，老百姓稍有不满或者动作迟缓，叛军便格杀勿论。如果碰到官军运粮，史思明则是探听虚实，直接派大军前去烧粮。

运送粮食的本就是官府雇佣的老百姓，送一次粮食赚不到什么钱，还会白白地丢掉性命，以至于最后谁都不敢为唐军送粮。自古以来，粮道是军队存亡的命脉，军队一旦缺少军粮，后果不堪设想。

危急时刻，郭子仪和李光弼联手了，他们不顾鱼朝恩的反对，力排众议，决定和史思明展开最终的决战。而郭子仪的决定，正是史思明乐于见到的。

乾元二年（759）三月初六，郭子仪、李光弼联合下令，让各军在安阳河（邺城城的北边）的北边布阵，准备和史思明展开决战。然而，史思明却只派了五万人迎战，他赌的便是唐军进退无据，难成气候。

据史料记载，唐军六十万大军集结在安阳河之北，声势滔天，气势甚至让河水阻断。官军将士看到对面稀稀拉拉几万人，都以为这是史思明的机动部队，因此懒得去排兵布阵，纷纷嘲笑史思明带军无能。

是啊，一比十二的悬殊军力，在中国战争史上也是少见的。

然而，就在唐军松懈之际，史思明传达了第一道军令：五万骑兵只管冲锋，不可恋战，只需要冲垮唐军的阵脚即可。

这帮骑兵都是史思明从范阳带过来的嫡系部队，身上背负着对朝廷的仇恨，眼下这些仇恨情绪全部化作了爆发力，摧枯拉朽般地向唐军裹挟而去。

史思明赌对了，官军就是纸老虎，仗着人多势众，耍耍嘴皮子还可以，一旦交战，几乎毫无战斗力可言。回纥骑兵不在，鸣镝羽箭不在，官军根本不知道如何作战。以李光弼、王思礼、鲁炅为首的主力部队开始向后撤退，坐镇中军的郭子仪闻讯后立即支援，可还没赶到战场，天色骤然黑了下来，一场沙尘暴降临了战场，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犹如恶魔降临一般。

在天灾面前，谁能傲然自立？

据史料记载，官军将士在狂风中站立不住，眼睁不开，纷纷丢弃辎重疯狂逃命，就连最宝贵的战马都没工夫去搭理。郭子仪的部队在大军的背后，因此最先溃逃，随后唐军如潮水般涌向阳河桥，无数的士兵被挤落到河水之中淹死，景象惨不忍睹。

郭子仪内心是崩溃的，局势已然失控，如果放任史思明的部队过河，洛阳城恐怕也会失守。危急时刻，郭子仪下令砍断阳河桥，将还没来得及过河的官军，以及史思明的五万骑兵全部阻隔在阳河桥以北。

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创伤是难以弥补的。在百姓看来，范阳叛军才是这个王朝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大家听说六十万官军被五万范阳骑兵打得丢盔卸甲，第一个反应就是洛阳城要丢了，长安城要丢了，大唐要完蛋了。

以东都留守崔园、河南尹苏震为首的洛阳首脑瞬间崩溃，他们直接放弃洛阳，投奔襄阳和邓州而去，百姓们为求自保，纷纷遁入山林求生。

留在洛阳城无非两个选择，自杀身亡，以身殉国，或者卖身投敌，继续做官。可细细想来，哪条路不是死路呢？今天官军打过去，明天叛军打回来，只要你不自杀，总归是死路一条。也许，遁入其他州县，确实是洛阳官员们最好的选择。

节度使又是什么选择呢？

拿淮西节度使鲁炅来说，他的部队被冲散之后，一路逃回节度使驻地，士兵们在路上无人约束，犹如土匪一般，劫掠百姓，大发战争横财。不少地方官员弹劾鲁炅治军无方，请求朝廷给予处罚，鲁炅最终服毒自杀，平息了众怒。

李光弼和王思礼在溃败后并没有向洛阳靠拢，他们为了保存实力，各自带兵回到驻地，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

最郁闷的就是郭子仪，此次溃败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但是在逃跑的时候他却走在最前面。按照惯例，他才是责任最大的人。其他人可以撂挑子不干，郭子仪必须留下来，他在洛阳东北的河阳县（今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稳住阵脚，从河阳周边抓了一批百姓补充兵源，同时修建工事，就地筑城，希望能够挽回颓势。

就在此时，诗圣杜甫途经洛阳，刚好看到了郭子仪征兵，百姓家破人亡的惨景，就此写下《三吏》和《三别》，算是对当时的有力见证。

邺城之战，最大的输家是朝廷，最大的赢家却是安庆绪。

当唐军溃败的时候，安庆绪派了一支部队前往官军军营，将七万担军粮全部抢回邺城。正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面对兵力耗损的史思明和毫无战斗力的官军，安庆绪的雄心壮志似乎又燃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