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论女人（第2页）

“精神的客观化”是绘画的一大要素，而女性事事易陷入主观，由于这个缺陷，所以一般妇女对绘画都没有真实的感受力，连这基本条件都欠缺，自然也就不会有多大的成就。三百年前的哈尔德（4）在他的名著《对科学的头脑试验》一书中，就曾下过这样的断言：“女人缺少任何高极的能力。”除了少数的例外，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大体看来，女人实在是平凡俗气得很，她们一辈子都不能摆脱俗不可耐的环境和生活。正因为如此，妻子与丈夫共有身份和称号是极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如让女人指挥调配，由于她们的虚荣心，她们会不断地给男人刺激，这是酿成近代社会腐败的一大原因。

妇女在社会中究竟应站在何种地位才最为恰当？拿破仑一世曾说：“女人无阶级。”我们不妨以此为圭臬。舍夫茨别利（5）的见解也很正确，他说：

女人是为了男性的弱点和愚蠢而产生的，和男人的理性全无关系。男女之间，只有表面的同感，实则在精神、感情、性格诸方面绝少相同。

女人毕竟是女人，她们永远都落在男人后头。所以，我们对女性的弱点只有睁一眼闭一眼地装糊涂，不必太认真。但对她们太过尊敬，也未免显得可笑，在她们看来，这种行为是在自贬身价。

混沌初开，人类一分为二，但那个时候就不是真正的“等分”，只是区别为“积极”和“消极”而已，不但质如此，量亦如此。

古希腊、古罗马人及东方民族，他们对女人的认识就比我们正确得多，他们给予妇女的地位也远比我们恰当。女性崇拜主义是基督教和日耳曼民族丰富感情的产物，它也是把感情、本能高举在意志之上的浪漫主义运动的起因。这种愚不可及的女性崇拜，往往会使人联想起印度教“圣城”贝拿勒斯（今称瓦拉纳西）的神猿。当这只猴子知道自己因为被视为神圣而挂上“禁止杀伤”的招牌时，它就为所欲为地横行起来，而女人的专横傲慢与任性，似乎尤有过之。

西方诸国给予女性，尤其是所谓“淑女”的地位，实是大错特错。自古以来都是屈居人下的女人，绝不应该是我们应尊敬和崇拜的对象，以她们本身的条件，就不该和男性享受同样的权利，更不该享有特权，否则必会发生不可收拾的后果。我们指定给妇女相当的地位，不但会引来亚洲人民看笑话，古希腊、古罗马人若泉下有知，也必会嗤笑我们的不明智。但愿“淑女”一词从此成为过去，若能如此，我相信不论在社会或政治上，都将会有无法计数的益处。

“淑女”的存在，使欧洲绝大部分的女性（身份较低的女人）比东方女人的遭遇更不幸。事实上，此类“淑女”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当然，主妇及那些即将成为主妇的少女仍旧很重要。对这些女性，我们要好好地教育，使她们具有服从的美德，能够适应家族生活，而不能让她们骄傲自大。

拜伦说：

古希腊妇女的生活状态，对现在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男人能够充足地供给她们衣食，使她们不致抛头露面到社会上去谋生，且能专心一意照顾家庭。她们都得接受充分的宗教教育，阅读有关“敬神”及“烹调”的书籍，至于诗与政治理论等书籍，不读也无关紧要。闲暇时，或绘画，或跳舞，或抚琴唱歌，偶尔弄些园艺或下田耕作。伊庇鲁斯的妇女可以修筑出一条非常漂亮的道路来，我们现在的女人有什么理由不做那些砍枯草挤牛奶之类的轻便工作？

欧洲的结婚法认为妇女应与男人有同等地位，这种措施从出发点就错了。欧洲一夫一妻的制度，无异会减少一半男人的权利，而增加他们一倍的义务。严格地说，若法律给予女人和男人相等的权利，就应该赋予她们和男人相同的理性。法律违反了大自然的原则，它对女人愈是尊敬，赋予的权利愈多，能享受到这些特权的妇女人数就愈少，实际上，法律剥夺了多数妇女的自然权利。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因为一夫一妻的制度和随之而来的结婚法，是以男女平等为基础的，这给妇女带来了反自然的地位和方便，也意味着男人结婚后势必要做很大的牺牲，因此，一些聪明而深思熟虑的男人面对结婚，往往会犹疑踌躇，逡巡不前，这样一来，能结婚的女人大为减少，社会上就会产生大量失去扶助的怨女。这些女人，出身名门或上流社会的就成为养尊处优的老处女，下层阶级的女人只有找些粗重的工作赖以维生，等而下之者则流入花街柳巷，过着卖笑的生活。

最后这一类虽然说来是很不光彩、不体面的职业，但从世态的某一方面来说，她们是满足男性不可或缺的一层阶级，同时她们对那些已经拥有丈夫或期待嫁人的幸运女人，也有一种特殊的保护作用——避免她们受到男人的**或摧残。

目前在伦敦的妓女估计达八万人，这些女人不正是一夫一妻制度下最不幸的牺牲者？不正是一夫一妻主义祭坛上的供品吗？这些陷于不幸境遇的女人，和欧洲矫饰傲慢的“淑女”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所以，为全体女性着想，一夫多妻制度对女性反而比较有利。退一步说，假如妻子罹患慢性疾病，或不幸竟不能怀孕，这种情形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丈夫娶妾？摩门教之所以能赢得众多信徒的皈依，就是因为它废除了反自然的一夫一妻制。况且，把不自然的权利赋予女人也会让她们肩负不自然的义务，违背这些义务更会给妇女带来不幸。

大多数男人为确保妻子及子女的生活与前途，对财产或阶级常会有所顾虑，所以若女人没有附带相当的条件，就不足以怂恿男人与其结婚。这个条件说来也很正当合理，那就是女人要放弃由结婚所得来的不适当的权利，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安详平和。女人若不愿同意这些条件，就只好和自己所嫌弃的男子结合，或是冒险当一辈子老处女了，毕竟女人结婚的适龄期非常短暂。

有关一夫一妻制的问题，托马修斯（6）曾发表过一篇《蓄妾论》，颇值得一读。他说，蓄妾的制度在所有文明国家中都存在，且在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前一直都为时代所默许，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连法律也承认，它并没什么不名誉的地方。此制度之所以突然销声匿迹，完全是因为路德的宗教革命，但此制度的废除，却是承认僧侣结婚的前奏。旧教在这方面也亦步亦趋，不落人后。

关于一夫多妻制的是是非非，我们没有多加议论的必要，因为这是到处都存在的铁的事实，问题只在于应该如何加以调整而已。那到底有没有必要实行一夫一妻制？男人中的大部分都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即使是暂时性的，也会经常发生，可见所有的男人都需要多数的女人。照顾多数的女性是男人的自由，甚至可说是男人的义务，这是再正当不过的事情，所以，应该把女人拉回到她们自然而恰当的从属地位上。欧洲文明和基督教、日耳曼的愚劣产物，那些滑稽地要求被尊敬和被崇拜的所谓“淑女”，如果真的能从这世界销声匿迹而只留下真正的“女人”存在，我相信今日欧洲那些不幸的女人，也必将完全绝迹。

在印度，不论什么女人，都不是独立的，由《摩奴法典》第5章第148节来看，那里的女人也是居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地位。寡妇殉夫自焚，这风俗当然未免太惨无人道，但丈夫为了子女努力工作，在他死后，他千辛万苦挣得的产业却被寡妇及其情夫共同**尽，这岂非太残忍了？

不论人或动物，原始的母爱都纯粹是本能，因而当子女不再需要母亲的哺育时，这种爱也就消失了，此后女人们所表现出的只是以习惯和理性做基础的母爱，那样纯粹本能的爱往往不会再出现，尤其是在母亲不爱她的丈夫的时候。但父子之间的感情则完全不同，具有持续耐久的性质，这是因为子女是父亲自我的再认，因此有形而上的起源。

地球上几乎所有的新旧民族，父亲的财产都只是传给男孩，只有欧罗巴是唯一例外。丈夫长期辛勤劳苦所获得的财产，一旦落入女人之手，由于她们的无知，在极短的时间内便会被浪费殆尽。这虽是极不体面的事，却屡见不鲜。从这一点看，应该限制妇女的财产继承权。

依我所见，女人，不论寡妇或闺阁少女，都不能被赋予土地或资本的继承权，而是只能够允许她们继承相当于所有资产的利息那么多的财产，这才是最好的制度，但这也是在完全没有男性继承者的情形下才能用的。赚取财产的是男人不是女人，因此女人也就绝对没有“占有财产”和“管理财产”的资格。女人所获得的财产，如资本、土地、房子等，不能让她们自由处置，而是应设个“财产监护人”，而且女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和资格当子女的“财产监护人”。有的场合女人的虚荣心也许不比男子大，但她们会将自己的虚荣心全都倾向于物质方面，美容、浮华、炫耀、虚饰等等，社交是她们最喜欢参与的事情。女人薄弱的理性，会让她们更倾向于浪费。

古希腊人说得好：

大体来说，女人生来就是浪费的。男人的虚荣心则恰好相反，大都表现在非物质的理解力、博学、勇气等方面。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论》第2卷第9章中曾就上述诸事详加讨论。他说，斯巴达妇女具有“遗产”及“陪嫁金”的继承权利，还有其他太多的自由。她们被允许的范围太过广泛，这给斯巴达带来很大的不利，也加快了斯巴达的没落。

从较近的事实来看，法国自路易十三以来妇女势力渐大，这一现象对宫廷和政府的逐渐腐败糜烂，不是应负很大的责任吗？因为正是由宫廷中女人的奢靡浪费才带来了政府的贪污腐败，由此腐败又引起法国的第一次革命，由第一次革命而导致了以后所有的革命。

总之，这些都是欧洲“淑女”制度带来恶果的最鲜明的佐证。女人地位的错置是社会状态的根本缺陷，而以此缺陷为中心，会波及其他所有的部分。

女人具有服从的天性，在这里我可再提出另一个证据：年轻的女性本是逍遥自在、独立不羁的，但这实际上违反了女人的自然地位，于是没多久，她们就要找个能指挥统御自己的男士结合，这就是所谓的女人要求支配者。当她们年轻的时候，支配者是丈夫，年华老去后，支配者则是听取她们忏悔的教士或僧侣。

（1）　席勒（1759—1805），与歌德同时代的文学家，代表作有《强盗》《华伦斯坦》等，去世时尚在46岁盛年，歌德为此哀伤不已。

（2）　朱伊（1764—1846），法国作家。

（3）　达朗贝尔（1717—1783），法国哲学家、数学家。

（4）　哈尔德（1520—1590），西班牙医学家和作家。

（5）　舍夫茨别利（1671—1713），英国哲学家。

（6）　托马修斯（1655—1728），德国启蒙运动之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