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国家文物局来人（第2页）

陈德安（右二）向众人讲解保护文化遗址和文物的政策法规

4月17日，沈竹、黄景略与李季三人来到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视察工作。其间，已成为考古所负责人的赵殿增汇报了三星堆的发掘情况，言称已经发现了土坯城墙等等，希望几人到现场做一番视察，顺便协调一下考古队与当地的关系，处理砖厂破坏遗址的难题。沈竹与黄景略一听发现了城墙，顿时来了精神，因为谁都知道城墙的出现在古代遗址中意味着什么。而此时在工地主持发掘的陈德安、陈显丹，刚刚从黄景略主持的领队资格培训班结业不久，按辈分应算是黄的学生。另一位主持、四川大学教授林向又和黄有多年的交情，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几个人都觉得应该前去视察一番。

陈显丹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言

当天上午，沈竹、黄景略、李季三人在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幼麟和考古所赵殿增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三星堆发掘工地。广汉县县委书记叶文志得到消息后，特地驱车前来陪同视察。当黄景略等人与工地的发掘人员一一打过招呼并寒暄过后，便开始在工地上转来转去，详细认真地考察起来。

如同黄景略此前所掌握的，自西南大区撤销之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考古界与全国各地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即使偶尔搞点发掘，动作也不是很大，收获也就可想而知。更为全国文物考古界所轻的是，在考古发掘中，许多学者不按科学规律操作，由着自己的性子和喜好在发掘工地随意折腾。特别是“文革”之后一段时间在长江两岸的考古发掘，当发掘者在地下深处或洞穴内，发现几个或几十个人头之后，摸起来看一看是男是女，连最基本的记录都懒得去做，便随手“扑扑棱棱”地把头骨丢入滚滚的长江之中。有的考古人员认为发掘出的古代器物价值不大，也同头骨一并抛入江中草草了事。对此，国家文物局曾提出过严厉批评，但因从业人员素质较低，积习太久，总是收效甚微，令黄景略等具体管理者，干在办公室着急上火而无杜绝根除办法。

这次视察，令黄景略等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圈转下来，只见整个发掘工地井井有条，无论是开挖的探方还是操作程序，都非常符合国家文物局制定的规范。此前陈德安、陈显丹将自己在领队培训班上所学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复印后，分发给每一个参加发掘的人员，并严格规定必须照此规程操作，不得有半点差错，就连下坑要穿平底软帮胶鞋这一点都做了专门强调。所以当黄景略等人一圈转下来之后，原来的不良印象一扫而光，脸上显出喜色。当从遗址内的西泉坎下来之后，黄景略精神亢奋，兴趣大增，满面热情地对赵殿增说道：“小赵呵，咱挖的灰坑不少，但都是陶片，其他的东西出得不多，这个遗址到底有多大，到现在也没弄清楚。你刚才说这个地方是夯筑的城墙，也没有最后弄明确，是不是需要钻探一下，好好地搞搞调查与勘探？如果需要探工，我可以从洛阳给你们找几个。如果真是城墙，那就了不得了，意义可就大了去了，也就更应该搞清楚，好好地组织人马探一下。过去在彭县竹瓦街一个窖藏里弄出了几十件青铜器，你们省博物馆抢得倒是很及时，可一旦把东西抢到家，往仓库里一扔就万事大吉了，跟没事人一样。到现在你们也没有派个人到彭县竹瓦街调查一下，这窖藏到底是咋回事？在窖藏的周边还有没有类似的器物或其他的窖藏埋在地下，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你们到现在仍是一无所知。我希望三星堆千万不要再这样下去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四川考古将永无出头之日。”

黄景略说着，赵殿增在一旁点头答应，表示此前的考古发掘教训很多，经验很少，或者说只有教训没有经验。今后一定要吸取教训、奋起直追，不怕流血流汗，甩开膀子大干几年，使四川考古跻身全国一流行列。

黄景略听了，觉得赵的态度还算真诚，自己的话在他的内心深处多少有些触动，也就越说越高兴起来。当一行人来到了三星堆旁的发掘工地时，借着刚才的兴致，黄景略蹲在坑边，指着坑壁问一位正在坑中发掘的陈姓学生道：“小陈呵，你能给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吗？”只见小陈有些腼腆但又很自信地将手中的一个小铁铲在壁上比画着回答道：“这是××层，这一层与××层是打破关系，这一层与××层是叠压关系……”黄景略听罢，抬头对不远处的林向大声说道：“我说老林呵，你教的学生还真有两下子哩，你看都说得头头是道，我这个爱挑剔的人都感到无话可说了。”

林向道：“这都是你黄处长的功劳呵，‘二陈’从你那个班上训练回来之后，还真有点不一样了，要求特别严格，业务水平提高了一大块。学生们现在都按照‘二陈’的要求在发掘，所以最终的功劳还应归你这位老师呵！”

未等黄景略答话，站在身旁的李季对身边的陪同人员道：“我们的黄头呵，你可不知道，到别的工地，看到他的同学做得不好他都敢骂，今天看了这个工地的发掘情况，他很满意，你看他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

黄景略接着道：“工地的发掘情况我是很满意，但这个遗址的情况就难说了，你们看看。”

说着用手指了指脚边的探方，又指了指远处几个探方，继续道：“这个遗址的文化层这么丰厚，规模这么大，出土器物这么多，这就说明绝不是个普通的遗址。如果那几个高坎坎真的是城墙，如果不是古蜀国的都城，也与都城不相上下了。像这样大规模的古城除了中原地区，别的地方从来没见到过，整个西南地区和长江流域更是没有发现过。这个遗址是国家级的大遗址，这个发掘是一流的发掘，各方面在国内都是属于一流的。”说到这里，黄景略抬头望了望一根根傲然挺立的烟囱和蘑菇云一样遮天蔽日的浓烟，将头转向陪同的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幼麟和广汉县县委书记叶文志说道：“我跟沈局长的看法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在这里挖下去了。三星堆挖完了，就等于把遗址挖完了。挖三星堆就等于是在挖自己的祖坟呵！你们想一想，烧一块砖才换两毛钱，这下面埋的可都是金子呵！要把眼光放长一点，不要为了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就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了，一定要想办法停下来，等文物考古部门勘探完后再挖也不迟嘛。”

话至此处，王幼麟附和道：“是呵，黄处长说得有道理，是应该停下来了，再这样挖下去还怎么得了，既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后人呵。这个事主要还得靠叶书记出面具体处理，因为毕竟你是这里掌握实权的父母官呵！”

叶文志听罢，苦笑了一下道：“你不知我的苦处和难处。正因为我是这里的父母官，才有权无钱，有事难办，有苦难言呵！”

沈竹插话道：“难字是不少，苦处也很多，不过这苦不苦要想想长征二万五，难不难，要想想革命前辈过草地、爬雪山。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有诗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吗？这万水千山都不在话下，几座小小的砖瓦窑又算得了什么，干不干，关键要看你这个父母官的决心大不大，意志坚不坚了。”

叶文志听罢，有些无奈与悲壮地说道：“沈局长，这地方上的事你是了解的。我的决心再大，意志再坚，没有钱还是一个难字呵！要停可以，必须给他们一些补助，否则又是机器，又是房产，又是车辆，那损失可就大了。别忘了这些东西都是镇里和村里集资买来的，是人民群众的血汗呀。目前广汉县没有这笔钱来补助，你们在上边活动一下，省里和中央是否拿点钱出来？如果上边出一部分，比如出60%，我们可以咬咬牙，勒紧腰带拿出40%，问题就解决了。各位领导，你们看，我这个方案怎么样？”

听了叶文志的话，几个人都一时语塞，没有了刚才的兴致。因为这钱毕竟不是石头、砖头、瓦片，而是实实在在的票子呵。为打破僵局，黄景略对叶文志说道：“那样吧，通知砖厂先在最后这个土堆四周停下来，等勘察钻探之后再决定是否动土。要中央拨款恐怕很困难，也不现实。本来你们擅自在古遗址内乱打乱盖，胡刨乱挖就不对了，还要中央给你们钱才肯搬家，这不是故意耍赖敲诈吗？中央怎么会当这个冤大头，给你们投这笔资金？不过问题还是要解决。我们回到成都之后向廖部长汇报一下，让他出面尽量做省里有关方面的工作，争取省财政出一部分资金，把这几个砖瓦厂彻底搬出去。你看这样如何。”

沉默了一会儿，叶文志觉得一时没有更好的办法，便痛快地回答道：“这个可以，你们可要说话算话，抓点紧呵，否则时间拖得太长，老见不到钱，我这里又要坐蜡犯难了。”

几个人表示回成都之后尽力而为。至此，在中央、省、县三方代表之间，总算勉强达成了一个三星堆遗址内砖厂停工的口头协议。

沈竹、黄景略等人走后，广汉县委与南兴镇及砖厂等方面，在焦躁不安地等待上级拨款的消息，三星堆周围的破坏与毁灭性取土暂时得以停止。这一变化为“二陈”与林向率领的三星堆遗址联合发掘队发掘与保护遗址赢得了短暂的空间和时间。

由于国家文物局沈竹、黄景略等领导和专家的肯定与鼓励，三星堆发掘工地联合发掘队的全体成员，干劲空前高涨，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就发掘探方53个，总面积达1325平方米。其中西区的文化层堆积厚达2。5米以上，按早与晚的地层划分，最厚、最多的可分为十六层。如此丰富的文化堆积，在四川考古史上前所未见，闻所未闻。发掘中，共清理房屋遗迹二十多处，其中有上层贵族居住的约六十平方米宽的大厅堂，也有十多平方米一间的平民居住的木骨泥墙小屋，另有仅为几平方米一间的较小房址。这些小型房址，据林向推测很可能是当时饲养牲畜的圈栏。此外还出土有各种用途的灰坑104个，其他小型文物除数量较大的小平底罐外，还有高柄豆形器、鸟头把勺、袋状足盉、尊形器，以及玉璋、玉瑗等玉石器和铜器五百余件，另外还出土了十多万块陶片。这些器物全部收集在一起，堆满了从砖瓦厂另行租借的整整八间屋子，可谓成果斐然，令人欣喜不已。

此次发掘，进一步证明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方圆六千平方米内，出土的文物和房屋遗址具有相同的特征，它们应是古蜀文化遗址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地下形成的十六层文化堆积，经碳14测定并经树轮曲线校正，最早年代为距今四千八百年左右。根据这一数据，结合其他发现、发掘的文化特征，主持本次发掘的林向、陈德安、陈显丹等考古学家认为，三星堆遗址丰富的地层堆积，可为四川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三代五千年文明史的考古研究建立一个年代学体系，并成为古蜀文化断代分期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1986年4月25日，广汉县委、县政府、政协、人大四大班子，邀请三星堆发掘的主持者之一林向，在县影剧院做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情况”专题学术报告。全县机关干部和各村支部书记及中小学教师代表等一千余人倾听了林向的演讲。这次报告会的召开，对遗址的宣传与保护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986年6月，满目葱郁的油菜已收割完毕，月亮湾的田野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插秧播种。眼看预定的发掘期限已满，前来参加发掘的德阳市所属各县的文物干部、四川大学师生，满载沉甸甸收获与喜悦之情陆续撤出工地。根据林向的安排，特意留下张文彦、朱章义、刘章泽三名学生，帮“二陈”做一些扫尾工作。此时，没有人想到，就在这个大疏散、大撤离的节骨眼上，震惊寰宇的考古大发现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