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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汉骥的预言（第2页）

在厦大的日子里，冯汉骥适逢鲁迅亦在厦大任教，两人过从甚密。冯在图书馆专门为鲁迅安置了一间寝室。鲁迅遂在此考订中国典籍，并由此引起了冯汉骥对文物考古这门学科的兴趣。加之闲暇时又常协助生物学教授秉志采集标本和研究，使这方面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直到产生了迷恋的程度。以后冯汉骥再度入学深造并主攻人类学，与这段经历和鲁迅等人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31年夏，冯汉骥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学习，后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人类学考古学的严格训练。在美八年间，他读过摩尔根的《人类之血族与姻族之系统》及《古代社会》两大名著，并亲身访问了印第安人的村落，对于这一地区原始的氏族社会有很深的理解。他在校期间所著《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亲属制》学术论文，以其独特而具有创造性的发现，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又将此文略加删节转译为汉文，发表于《齐鲁学报》第一期。此文充分论证了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最能与亲属名词发生关系者，莫过于交表婚、姊妹同婚及收继婚三种的现实。但其由于制度特殊，如媵婚中不同辈的人，也可纳为妾媵。因此，中国老一代的学者对此信疑参半，许多著名的经学大师如郝懿行、王念孙父子及俞樾等，对于这个问题皓首穷经也没有说清楚。但冯汉骥在文章中根据摩尔根的理论，阐明其真相，科学而合理地解决了两千多年来经学上所不能解决的聚讼纷纭的一大悬案，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重大的影响。

1936年冯汉骥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时留影

1937年春，冯汉骥应当时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李济的邀请，经由欧洲返国，准备参加中央博物院的工作。适逢“八一三事变”发生，上海战事正酣，于是他被迫在香港上岸，经广州去武汉。时中央博物院忙于内迁，已无法做新的人事安排，冯汉骥遂接受了四川大学的聘请，于同年11月到达成都，任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在此他结识了史学名家徐中舒，两人遂成挚友，以至相处四十年，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其深情厚谊常为人称道。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冯汉骥任社会组组长，对于西藏地区民族的调查和分类，建树甚多，其积累之资料，厚至盈尺，并发表了《西康之古代民族》等论文和摘要。1941年，四川省博物馆开始筹备，众望所归，冯汉骥被推荐为筹备主任。从1943年开始，又应邀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兼课，1944年代理该系主任。在这段时间内，主持发掘了著名的前蜀王建墓。当时这种规模较大的地下墓室的发掘，不但在西南地区尚属首次，即使是在全国范围内也别无先例。冯汉骥却在抗日战争时期极为艰苦复杂的条件下筹谋策划，主持其事，充分显示了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科学发掘技术。当墓室开启以后，外界谣传其中有大量金银财宝，遂引起了袍哥土匪的觊觎，竟至武装抢劫，将冯汉骥从工地劫持捆绑拷打半天之久。虽历如此艰险，但其保护文物之决心并不动摇，发掘工作没有因此而受影响，不久之后他又主持了重庆铜官驿和昭化宝轮院船棺葬等具有重大影响的考古发掘工作。

1941年，在抗战中流亡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三家学术机构共同组织川康调查团，对彭山一带崖墓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冯汉骥被邀加入，此为在彭山发掘时考古人员合影。左起：吴金鼎、王介忱、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

尽管冯汉骥在中国求学时代毕业于教会学校，但对教会那一套说法和做法却相当反感，一生从未信教。对于某些外国人打着学术的幌子在中国边疆四处活动，更是存有戒心。在抗战时期，当华西大学的戴谦和等人约他参加时为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等主持，而旗下成员较复杂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时，冯汉骥以“以为中国边疆不应外人研究，中国的事让中国人自己处理”为由，拒不加入。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拒绝了国外友人约其去美国效劳的建议，将重建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之中。

1950年，新生的人民政府刚刚建立，百废待举，困难甚多，但为了保护历史文物，仍决定立即在重庆成立西南博物院，冯汉骥出任筹备主任，并配合当时大规模开展的基本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在成渝铁路修建期间发现的“资阳人”头骨化石，是当时长江流域第一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迹，对整个中华民族史前史的建立具有十分重大和不可替代的划时代的意义。

1955年，西南博物院撤销，冯汉骥又奉命回到成都，出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兼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这个时期，他除关心两个单位的人才培养外，主要从事研究四川考古并整理新中国成立以前即着手撰写的王建墓的发掘报告。

1962年，冯汉骥完成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初稿）》的编写工作，并于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仅被视为冯汉骥二十年辛勤劳动的结晶，同时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界所产生的一项重大成果和业绩。这一成果不但对中国考古史，同时对工艺美术史、建筑史和音乐史亦做出了独特而重大的贡献。

当然，就在冯汉骥率领师生于1962年6月奔赴月亮湾之时，他撰写的这部皇皇巨著正处于紧张的杀青阶段。在这种情形中，他毅然投笔离开书案，打起背包和学生们一道乘一辆敞篷汽车赶赴工地。按他一贯的想法与做法，作为学者固然需要通过学术成果建立自己的名山大业，但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培养人才，传递学术薪火并在后学身上发扬光大乃是自己的首要职责。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境界和为人处事准则，他决计放下手中正在撰写着的著作，亲自率师生来到田野调查现场，结合实际将自己平生所学一点一滴地滋润到晚辈的心田。在月亮湾的三层台地上，冯汉骥指导年轻的教师与学生在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地方做了详细的调查，并进行了一些小型的发掘。在此期间，他除了蹲在坑中近距离指导学生外，还拿出一部分时间带领师生走出月亮湾，扩大调查范围，对整个三星堆区域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科学勘察。

王建墓

冯汉骥（中）在月亮湾发掘现场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冯汉骥基于对历史记载和地下发掘资料的综合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学术界习惯看法的新的理论，即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可能要到长江流域去寻找，而不一定局限在黄河流域。为此，他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希望以此作为自己一生中最后一项主要的科研项目来研究并有所发现和突破。在他的心中有一种预感，广汉月亮湾遗址可能就是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之一。正是具有如此前瞻性的学术眼光和研究目标，冯汉骥才于这个夏天亲自率大队人马走出书斋来到广汉原野，开始了调查和发掘。

四川大学师生在月亮湾发掘现场

就在这次实习活动即将结束时，根据已有的资料和了解的情况，冯汉骥站在月亮湾那高高的台地上，遥指马牧河对岸的三星堆，对他的助手马继贤教授和正在随他攻读研究生的得意门生林向，说出了一句令后来历代发掘者以及三星堆遗址的研究者都不可能忘怀的极具科学战略眼光的预言：“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只要再将工作做下去，这个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现于我们的面前。只要把工作做到家，我自信地认为，今天的预言是不会有大错的。”后来的发掘证明，这个预见是正确的，尤其是二十四年之后三星堆遗址两个大型祭祀坑的横空出世及大批金银铜器和古城墙的惊现人间，以无可辩驳的铁证，证明了当年冯汉骥的正确预见。

关于这次调查、发掘的具体情况，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写出了一份调查简报。由于此次调查时间相对过短，发掘中所揭露的面积有限，得到的标本亦不丰富，因而教研组本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文章中较为低调地宣称：

这次我们所采集到的一批有关石璧的标本，大部是在离过去曾大批出土石璧的燕家院子以外约二百米处的鸭子河河岸断层中找到的。这不仅证明这一部分东西原是就地制造，更使我们弄清了它与其他文化遗物之间的共存关系，矫正了过去一些错误的论断，对于确定这一遗址的年代有很大的意义。

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出土遗物，与新繁水观音遗址及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有许多相同的特征，明显地表现出它们应属同一文化系统。这几个遗址所在的地区，都在记载中的古代蜀民族居住范围以内，所以本遗址当系一古代蜀文化遗迹。

关于本遗址的年代问题，过去有人认为应属西周，有人认为应属新石器时代（直到1958年发表的调查报告还采用这一意见），但这些论断大都缺乏足够的科学根据。首先是他们没有弄清各类遗物的地层情况，例如解放前的一篇文章中认为：“以石器及陶器之原始形制观之，实可谓……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而在殷周以前也。”“至于溪底墓中之物（引者按：即指璧、圭等礼器而言）其时代较晚，当为周代之物，盖所发现之玉器，与周礼所称，多所吻合。”（《说文月刊》三卷七期，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这当然是错误的，因其不知璧、圭之属原与所谓形制原始之石器、陶片共存于同一地层中。但此种意见的影响却较大，曾得到不少人的同意。

此地陶器上的云雷纹，是中原殷周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石器中璧、圭、璋等礼器，亦为中原周代遗物之风，由此我们可以肯定遗址年代不应早于殷周。前面提到的此地许多文化遗物与新繁水观音遗址及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具有相同的特征，这是我们推断本遗址年代最主要的根据。因为以上两个遗址都经过发掘，确切年代弄得比较清楚，前者属殷末周初（参看《考古》1959年8期，四川省博物馆《新繁水观音遗址清理简报》），后者上限可至春秋前期到西周晚期（参看《考古》学报1957年4期，四川省文管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本遗址既然同时具有两处遗址的特征，自然其年代应居二者之中，即其上限可至西周初，下限可至西周末，最晚也不当晚于春秋之初。以上两点意见，仅系根据调查材料所得，是否完全正确，还有待进一步通过发掘材料来证明。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学术论点，尽可能地剥去笼罩在月亮湾这块土地上的神秘面纱，冯汉骥和他的学界同行，以及四川大学的师生都在耐心地等待着下一个大规模的探索发掘机会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