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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个好市长(第3页)

白居易以杜甫为师,认为他的“三吏”“三别”之章才是真正的好诗,只可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句子还是太少了。“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

除了杜甫外,他连李白都不放在眼里,认为全是不切实际的创作。

白居易把自己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五十多首诗编为《新乐府》。宣称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所谓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有三个特点:用新题,写时事,并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

也就是说,从音乐上来说,徒有乐府之名;但从文学上来说,则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关注民生。

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稹一起,发起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要求诗歌文辞质朴易懂,说话直截了当,切中时弊;叙事要有根据,言之有物,令人信服。

《冷斋夜话》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

为了保证写出来的文字浅显易懂,白居易每次写诗都要找个不识字的老太太来读给她听,老太太听得懂,他才会把这首诗录出来传世。这就是他身体力行的“新乐府”风格。

新乐府运动代表人物除元白二人外,如张籍、王建、李绅等也都是中坚力量。由于他们的主要文学活动在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因而历史上把他们创作的诗歌和仿效他们的作品统称为“元和体。”

且举个大家最熟知的诗作,以李绅(772—846)的两首《悯农》为例,就足可以说明新乐府精神了。

其一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其二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绅与白居易同年生人。这两首诗语言直白,情感真切,深刻地表现了对农人耕作的悲悯。

可惜的是,李绅写这首诗时颇不得志,后来当了官之后,就违背初衷,横征暴敛起来,盘剥民众比谁都狠。

由于李绅为官酷暴,当地百姓纷纷渡江外逃。下属向他报告人口流失严重,李绅说:“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饱满的颗粒总是在下面,那些秕糠随风而去,这事不必报来。”

而且,李绅家中私伎成群,宴会不断。刘禹锡做苏州刺史时,有一次被请到李绅府上做客。席间李司空命歌伎献演一首《杜韦娘》,也不知触动了刘禹锡哪根弦,听了个泪流满面,当场吟诗一首《赠李司空妓》: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这诗的意思是说这位歌伎唱得太好了,李司空平时听惯了不觉得怎么样,然而今天本刺史第一次听见,却是惊为天人,触情断肠。

李司空一听,让大诗人断了肠子还得了?当即就把这位歌伎送给刘禹锡了,算是安慰了刘大诗人的肠子。

而“司空见惯”这个成语也从此就这么流传下来了。

一水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女人倒是随手就送。李司空随手送女人这一点,和他的前辈杨司空杨素有点像。

李绅对刘禹锡挺大方,却和韩愈是死对头,为了个“台参”的面子问题死掐了小半辈子。

原来,按照惯例,京兆尹上任,必须先到御史台参拜。但是韩愈上任时,自觉在职衔上是李绅的上级,就没有屈身俯就。于是李绅就火冒三丈了,把私人恩怨卷进了朝廷党争,打了个天翻地覆,还一直闹到皇帝老儿那里。结果皇上各打五十板,俩人一起被罚了。

李绅死后,又被翻出一些他从前判过的冤案。按照唐朝规定,对酷吏即使死了也不能放过,于是又追加了一个“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的处罚,真是死了也不能瞑目。

白居易不至于像李绅这样前后人生大拐弯,但是自从贬谪之后,便对宦海生涯看透了。“孔穷缘底事,颜夭有何辜。”对人生穷通的思考,使他决定从此韬光,“漂流随大海,锤锻任洪炉”。

这些思考,都翔实地记录在《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一百韵啊,小白是一边赶路一边吟诗一边思念元稹好基友,倒是啥也不耽误。

以820年为分界,白居易一改从前的“兼济”之志,开始“独善其身”起来。虽然仍有关怀民众的心,也做了不少利民利君的好事,但是从前忠言直谏的火花却是没有了。

(三)

820年夏,唐宪宗暴死,穆宗李恒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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