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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起云涌遍于全国01（第2页）

马堂

就在陈奉在荆州、襄阳遭到人民打击的时候，北方临清人民也展开了反特务的斗争，所反对的对象是天津税监兼临清税务马堂。事件经过如下：

（马堂）始至（临清），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锒铛夺人产，抗者辄以违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远近为罢市。州民万余纵火焚堂署，毙其党三十七人，皆黥臂诸偷也。事闻，诏捕首恶，诛连甚众。有王朝佐者，素仗义，慨然出曰：“首难者，‘我也’。”临刑，神色不变。知府李士登恤其母妻，临清民立祠以祀。（28）

这次由于统治者以“诛连”来镇压，斗争时间似乎没有延续多久。但实际上看这杀人放火的情形，特务所遭受的打击是并不下于武昌那次的。而据《明史记事本末》卷六十五所载，马堂还被老百姓逮住，几乎打死，幸得一个守备王炀将他救了出来。但后来马堂却丧尽天良地听信手下一个爪牙的话，反奏告朱翊钧，说这次事变是王炀鼓动的，结果将王炀逮系诏狱，瘐死狱中。

方焚噪时，守备王炀率家丁二十余人冲入，抱敕印负堂而出。其党郑惟明，反讦炀始祸，亦被逮系狱。久之，瘐死狱中。（29）

王虎

二十八年二月，就是武昌汉阳一千多老百姓请愿后一月，蔚州矿工发生暴动，打击的对象是矿监王虎。据王虎奏称当时的情形是：

（二十八年二月）开矿内臣王虎参蔚州民毕矿造布谣言，哄散矿夫及率男毕诗杰等殴伤参随王守富等。上怒，命虎会同抚按将矿等有名人犯严究，分别问拟。（30）

后来，又在香河激起民变：

（二十八年六月）鱼苇税课内臣王虎参通州同知邵光庭不应赴，香河知县焦元卿率领生员土民喧嚷执枪棍抛砖石者千余人。上为之降二臣各一级调外任，仍命会同抚按提学严查为首生员土民正法。（31）

还有一次在广昌也激起民变，王虎并因此劾降易州知州孙大祚，见《明史·梁永传》卷三○五，但时间及详细情况已无法知道了。

李凤

二十八年四月，广东新会人民又展开反抗税务特务的斗争，为首的人是县民李芸易，原任通判吴应鸿，举人劳养魁、钟声朝、梁斗辉等。（32）当时情形，广东巡按顾龙祯曾详细奏明：

为激变流殃，非常大异：市舶司税务内臣李凤差官陈保往新会县拘锁平民，严刑逼勒，以致士民数（千）鼓噪县堂，税棍林权等率党相持，自午至戌，挤踏死伤于县门者五十余命焉。窃为新会迫在海滨，民轻易动，有李凤以垄断之计，开告密之门，无影无踪，忽生大狱，某甲获罪，则曰某乙、某丙实指唆之，株连所及，几至竭泽。类解稍愆期，则曰抚按所阻挠也。指县官之风力者，则曰尔予我海屿之税余。指辅佐之清白者，则曰而予我夷舶之常例。指司道之赤心者，则曰而予我商夷之琛赂。罗织善良，钳制命吏，召集海盗，驾使大船，拦载海商，登岸劫杀。在在见告，惨于夷寇，波水为红。臣愚以为不撤李凤，不尽法办陈保等，海隅万里，将不可胜讳也。（33）

当时吏部尚书李戴也奏称：“凤酿祸，致潮阳鼓噪，粤中人争欲杀之。”（34）但朱翊钧对这些奏疏，一概置之不理，而见了李凤参为首的李芸易等奏折后，便立刻“震怒，即命官骑逮系李芸易等赴京究问，其余有名渠魁即付李凤严拿正法”（35）。这次反特务斗争，人民方面吃亏是相当大的。

孙隆

二十九年六月，苏州织工也和人民斗争起来，那时苏杭织造太监兼管税务孙隆驻在苏州，剥削机户，勒索商税。当时巡抚应天右佥都御史曹时聘曾奏陈激起这一事变的起因经过甚详：

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孙隆在吴日久，习知民情，分别九则，设立五关，止权行商，不征坐贾，一时民心始定。然榷网之设，密如秋关，原奏参随本地光棍，以榷征为奇货，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加以大水无变，穷民之以织为生者岌岌乎无生路矣。五月初旬，隆入苏会计五关之税，额数不敷，暂借库银挪解，参随黄建节交通本地棍徒汤莘徐成等十二家，乘委查税，擅自加征。又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人情汹汹，讹言四起。于是机户皆杜门罢织，而织工皆自分饿死，一呼响应，毙黄建节于乱石之下，付汤莘等家于烈焰之中，而乡官丁元复家亦与焉。往者税务初兴，民咸罢市。吴民轻心易动，好信讹言，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机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一旦驱之死亡之地，臣窃悼之。（36）

这次因为有工人参加了的缘故，所以在实际行动的时候，组织得颇为严密，为首的人葛成（37）也很有组织和领导能力。《静志居诗话》卷十八称：

太监孙隆以督织造驻苏州，朝廷方起税额，恶少年行贿充委官，乘与张盖，勒索商税，民不堪命。昆山人葛成率众二千人，分作六队，一人摇蕉扇前行，后执挺随之。

实际动手时，除将孙隆参随黄建节打死外，还“缚税官六七人投之河，且焚宦家之蓄税棍者”（38）。其余的则秋毫无犯，显得极有纪律。这点就是曹时聘也不得不承认，他说他们“不挟寸刃，不掠一物，预告乡里，防其延烧，殴死窃取之人，抛弃买免之财。有司往谕，则伏地请罪曰：‘若辈害民已甚，愿得而甘心焉，不敢有他也。’”（39）甚至朱翊钧后来降旨也不得不说：“苏州府机房织手，聚众誓神，杀人毁屋，大干法纪，本当尽法究治，但赤身空手，不怀一丝，只破起衅之家，不及无辜一人……原因公愤，情有可矜。”（40）

当地官员见了这种有组织有纪律的情形，也有些害怕，于是“知长洲县事邓云霄见民情汹涌，擒委官头目械于玄妙观”（41）。棍徒汤莘等也被责枷示。知府朱燮元也出来劝解，群众方才散去，而孙隆则早已吓得逃到杭州去了。

这件事当然是不会就这样了结，统治者一定要追究的。于是葛成便“挺身诣府自首，愿即常刑，不以累众”（42）。由于他的挺身自首，官府方面只另捕了几个人，连葛成共是八个，其余的一概免究，而棍徒汤莘也下了狱。七月间朱翊钧降旨云：

召祸奸民汤莘及为首鼓噪葛贤等八名，着抚按官严究正法具奏。其余胁从，俱免追究，以靖地方。（43）

但后来却侥幸得很，葛成拟了死罪以后却遇赦得出，又隔了十多年方才病死。“吴人义之，呼为葛将军……死葬虎丘五人墓侧”，并且立了一个碑，文震孟题曰：“有吴葛贤之墓。”（44）

这个葛成的挺身仗义的精神，与前面提到的反马堂斗争中的王朝佐完全一样。这说明了那些参加斗争的群众由于同在特务的**威之下，祸害相关，已把他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所以便会产生这种牺牲自己以救群众的大仁大勇的行为。

当时有位诗人钦叔阳曾写了几首诗歌颂这事，诗共三首，题曰《税官谣》：

四月水杀麦，五月水杀禾，茫茫阡陌殚为河。杀禾杀麦犹自可，更有税官来杀我。

千人奋挺出，万人夹道看，斩尔木，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税官来，百姓哭。虎负嵎，猱升木。壮士来，中责走。十三人，三授首。欢乐崇朝不及夕，倏忽头胪已狼籍，投畀乌鸢乌不食。（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