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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世纪后期（第2页）

14世纪70年代的情况，与80年代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生活在当时的英格兰人来说，在持续的对法国战争（从1369年开始）以及爱尔兰和苏格兰边境的破坏性小冲突中所遭受的挫败令人不安；英格兰享受了10年的战争获利和税收暂停之后，重新纳税遭人怨恨。南海岸港口经常遭到袭击；海军未能完全控制英吉利海峡，危及了贸易和商人的利益；在法国发动的、代价高昂的骑兵大扫**，偶尔也惊天动地，但几乎无利可图。然而，1375年英方政策突然发生逆转，与法国签订了羞辱性停战协议，还向不可信的教皇支付了一笔巨款——这只会令英格兰人感到羞辱和恼怒。此外，在模范王后菲利帕死后（1369年），爱德华三世慢慢陷入了衰老，健康衰减、神志不清。“黑太子”的身体也受到了长期戎马生涯的影响；事实上，他在1376年6月先于他父亲去世。然而，英格兰人民承担的财政、人力和其他负担却没有得到减轻。人们，特别是议会下议院，开始质疑国王的顾问们和官员们的诚实和能力。在教皇和教会的声誉受到严重玷污的时代，一股反教皇主义的浪潮开始兴起，这种强烈抗议于1371年使爱德华三世的神职大臣遭解职，其他人被指控腐败，甚至叛国。另一场政治危机已经出现。在1376年举行的、迄今为止最长和最具戏剧性的大会“优良议会”（goodparliament）上，腐败无能的大臣（甚至包括老国王的有影响力的情人爱丽丝·佩雷斯）被下议院指控，并以一套新颖、高效的程序（弹劾）在上议院受审。从此以后，位高权重人士必须公开解释他们的公共行为。

当爱德华三世于1377年6月去世时，危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黑太子”唯一幸存的儿子和继承人理查二世（1377—1399年在位）继位，当时才10岁。英格兰有了自1066年以来的第二个和自1216年以来的第一个未成年君主。1216年，年仅9岁的亨利三世即位后，出现了一段政治动**时期；1377年之后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并在英格兰东部和东南发生了农民起义（1381年）。1377至1380年间，政府为了资助战争而征收了一系列人头税。这些税率高于平常税率，1379年的人头税则通常被称为“邪恶补贴”。人头税在东盎格利亚激发了针对征税人员和法官的暴力事件，因为他们试图强迫百姓遵守纳税要求。但是，这些愤怒最终演变成普遍反叛的原因，是战败造成国内的满目疮痍、瘟疫的复发，以及当时的反教皇主义情绪。反叛者把补救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理查国王身上——结果是徒劳，尽管他在1381年夏天面对伦敦反叛者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勇气。

到理查14岁时，统治圈中的贵族之间仍在继续角力，尤其是在国王的叔叔们之间。这一点以及在法国缺少进一步的军事胜利，使以理查的名义统治英格兰的顾问们的声誉下降，甚至影响了国王在其臣民眼中的地位。理查也是一位刚愎自用的君主，他的不安全感导致他依赖于不值得信赖的宠臣，类似于爱德华二世的情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自然希望将他的随从和顾问人员扩大到超过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在他的朋友和幕僚中，有些人是贵族阶层中的新面孔。国王没收了失宠者（包括他的叔叔格洛斯特）的领地，然后把它们慷慨地馈赠给他的朋友和幕僚。议会和一些权贵于1386年攻击了理查最亲密的幕僚，甚至威胁到国王本人。具有金雀花王朝所有君主的固执的理查，拒绝屈服。这导致他的顾问们被五位主要的“上诉人”贵族（格洛斯特公爵、沃里克伯爵、阿伦德尔伯爵、诺丁汉伯爵和国王的堂弟德比伯爵）进一步起诉或上诉。1387年12月，在拉多科桥（Radce）爆发了一场小规模冲突，国王最亲密的朋友牛津伯爵被击溃。在至关重要的“无情议会”（1388年）上，国王被迫服从贵族们对他的惩戒——如果这一举措得以持续下去，将会显著改变英国君主制的性质。但是，战争的压力、个人统治造成的紧张局势，以及英格兰权贵的野心，再一次造成了最严重的政治和宪法危机。经过一个世纪以及更多此类危机之后，世袭君主制的体制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害，但对国王顾问们的批评达到了新的效果，更广泛的意见对事件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这些更深层次的政治变革和个人因素改变了中世纪后期英格兰的社会和经济生活。

财富、人口和社会变革

英国在中世纪后期的财富就是它的土地。利用土地的人，大多是英格兰人：种植玉米、生产乳制品和饲养牲畜。英格兰最重要的工业纺织业，就间接地以土地为基础——这块土地上通常放牧着大群的绵羊，生产欧洲最细的羊毛。位于格洛斯特的圣彼得修道院到1300年拥有超过10000只羊，当时英格兰绵羊的总数已经在1500万到1800万之间。最富裕的地区是低地及中部和南部郡的平缓丘陵地带，再延伸到威尔士边境和南部沿海地区。其他行业在创造财富和雇用劳动力方面的重要性较低，但康沃尔的锡矿业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其生产的锡出口到欧洲大陆。虽然来自泰恩河谷和斯旺西附近的煤炭被沿着海岸线销售，反映了其日益增长的国内和工业用途，但铅、铁和煤炭开采相当有限。至于金融和商业服务，在现代已经成为英国的主要财富来源之一，而在当时对经济的贡献甚微。意大利的国际银行家在伦敦开设分行，尽管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在向这些意大利公司偿还战争贷款时很慢，仍然很少有英格兰商人〔赫尔的威廉·德拉波罗（ole）是例外〕能够与他们相竞争。除了沿海水域外，英国的商业海运通常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航运；但加斯科涅出口到低地国家的葡萄酒和羊毛，的确越来越多地由英国商人和船只来承运。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村，点缀着数以千计的农贸市场和集市（1350年时比过去更多），主要服务于半径在十几英里左右内的当地社区。大多数这些小城镇和村庄（比如蒙茅斯、伍斯特和斯特拉特福德等）都与它们的农村腹地融为一体；农村的富裕居民经常参与城镇生活、加入行会、购买或租用城镇住宅，以及在城里上班。少数规模更大的城镇，包括一些港口，商业活动范围更广：15世纪，什鲁斯伯里的商人定期前往伦敦；来自首都和加来（1347年以后）的商人来到威尔士边境，寻找细质羊毛。布里斯托尔因其与波尔多的重要联系，迅速成为中世纪后期塞文区（Severnside）的转口港；同时，约克、考文垂，特别是伦敦，更是成为国际贸易中心。

这些财富带来了个人、机构和王室的繁荣。最大的地主是世俗的权贵（人数不多，好比“平原上的摩天大楼”）、主教、修道院和其他宗教机构。在1300年，他们仍然受益于上个世纪不断增长的人口所带来的市场繁荣。价格上涨，来自土地的收入大幅增加：格洛斯特伯爵在班诺克本战役中（1314年）去世后，他的地产收益估计每年6000英镑多一点；而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堂小修道院（ChristchurchPriory）的地产，在1331年的岁入超过了2540英镑。因此，土地所有者都热衷于开发他们的地产，并对它们的有效管理充满兴趣。他们尽可能地坚持自己的权利，从租户那里压榨出更高的租金；并在庄园法庭中仔细记录与租借地相关的租地者义务。这种来自土地的财富，是贵族阶层在政治、行政和社会上产生影响力的基础。其中许多人在好几个郡，以及威尔士和爱尔兰都拥有地产：例如，汉弗莱、赫里福德和埃塞克斯的伯爵，继承了埃塞克斯、米德尔塞克斯、亨廷顿郡、赫特福德郡和白金汉郡的财产，同时还拥有威尔士边境地区的布雷肯、海伊、亨廷顿和卡迪科特的地产。土地同样是绅士阶层的财富基础，尽管只是在更加本地的郡一级；土地给教会的土地所有者带来了世俗的权威，增加了他们对人类精神和灵魂的控制力。这种财富可以让一个人在国家舞台上更加自负、更具野心，就像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一样，他是当时英格兰最富有的伯爵。

1300年的农民，生活在一个土地稀缺的世界，他们提升经济实力的机会，受限于土地所有者的严密控制。物价很高（1270年之后的小麦价格一直高于该世纪早期的价格），而且农民只有购买食品、衣服和设备的能力。劳动力过剩导致工资很低，这样降低了熟练和非熟练技术人员的购买力：木匠一天挣3便士（不包括食物）；劳工一天挣1便士或1。5便士。牢骚、抱怨和暴力都是冲着地主和官员的，也经常发生抗租罢工和拒绝执行法定劳役的情况。

1300年前后，随着从波罗的海到西班牙、葡萄牙的市场的扩大，商人（尤其是羊毛出口商和葡萄酒进口商）的业务蓬勃发展，特别是在从地中海到意大利北部的海路开通之后。1304至1311年间，羊毛出口平均每年有39500包（每包至少有250只羊身上剪下的毛）；这些货物中只有30%～40%由外国人运送。英格兰贸易中，对外国商人越来越排斥，反映了本土（或归化）商人的自信。爱德华一世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专门立法（13世纪80年代），特别是保障了依法追讨债务，这对扩大贸易至关重要。但是，当战争来临时，商人率先抵制重税（特别是1294年的恶意税，或称“邪恶税”）和强征他们的船只。

国王是所有人中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甚至早在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获得公国并且兰开斯特家族的庄园于1399年与王室的合并之前。爱德华一世及其继承人的国家税收增长，使得王室还能够从富有的私人地主和商人那里获取财富。甚至农民也逃脱不了缴税，那些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唱着流行哀歌“牧人之歌”的人，对此深有体会。然后，在1327年，所有拥有价值至少10先令商品的人都必须缴1先令8便士的税——毫无疑问，这个负担会间接地转嫁给不太富裕的人。战争的投入，使国王严重依赖于他的臣民的财富和忍耐。如果这种财富不再增长，或者个人和机构的繁荣被打破，那么国王夸下的海口可能最终无法兑现，臣民的忍耐力会降到危险的程度。

到了14世纪中叶，“高收益农业”（highfarming）的繁荣时期几乎已经结束。物价下跌，使得为农贸市场的种植活动利润降低。工资上涨，农业劳工的工资比手艺人的增长更多，而且雇用女工并没有优势，因为她们的薪酬与男性看齐——实际上，在纵狗逗熊的游戏中，她们得到的报酬更高!大规模农业失去一些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增长结束了——相反，人口数在全速下降。随着可用劳动力的减少，工资开始上涨；随着人口下降，对食品和其他物资供应的需求也随之下降，价格也随之下跌。

在13世纪末，英格兰的人口达到了顶峰，可能超过了400万。那时，没有足够的耕地以确保所有农民家庭都有足够的生计。人口多和生活水平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贫困、饥荒和疾病；死亡率上升使人口增长停滞下来。生活在贫困线上下的人的境况，因一系列自然灾害而更加恶化，很多自然灾害跟土地过度耕种以及14世纪头几十年里极端恶劣的天气有关。对于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存设施的社会来说，收成不佳是灾难性的：吃不饱，也没有钱购买现在更贵的东西。1315年、1316年、1320年和1321年的收成异常糟糕；1319年和1321年，牛羊的瘟病特别普遍。拉姆齐修道院（剑桥郡）的庄园过了20年才恢复过来；1324至1326年，英格兰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洪水，在肯特郡淹死了数千只绵羊。饥荒和疾病蔓延，在黑尔斯欧文庄园（HalesowenManor，伍斯特郡），15%的男性在1315至1317年间死亡。农业混乱普遍存在，粮食价格飙升（1315至1316年，黑尔斯欧文镇的粮食价格从每夸脱5先令7。25便士，涨到26先令8便士），羊毛出口萎缩。然而，这是一场暂时性的灾难，英格兰在14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恢复；但是，穷人的脆弱性已经显露无遗。

鼠疫造成的影响更持久、更深远。这场瘟疫，在当时被称为“大死亡”，自16世纪后期才被称为“黑死病”。首轮疫情于1348年在英格兰南部暴发；到1349年底，已经向北蔓延到苏格兰中部。同时代的牛津郡神父杰弗里·勒·贝克（GeoffreyleBaker）描述了疫情从港口开始蔓延的过程；传染病是通过孳生老鼠的船只来到英国的，人们无法诊断其原因，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其后果。

起初，瘟疫几乎毁灭了多塞特郡海港的所有居民；然后是那些居住在内陆的人，从多塞特郡开始席卷德文郡和萨默塞特郡，甚至传到达布里斯托尔；然后格洛斯特人拒绝布里斯托尔人进入他们的领地，人人都认为生活在疫区的人的呼吸具有传染性。但最后疫情还是袭击了格洛斯特；还有牛津和伦敦；最后整个英格兰都遭到**，不论男女，只有不到110的人幸存。由于墓地不够用，人们选择用耕地来埋葬死人……无数的普通人和众多的修士、修女和神父都死了——死人到底有多少，只有上帝知道。瘟疫主要袭击的是青壮年……这场大规模的传染病于8月15日传到布里斯托尔，9月29日左右开始在伦敦蔓延；它在英格兰肆虐了整整一年，疫情无比严重，以至于许多村庄完全绝户了。

这场大灾难对英格兰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苏格兰人幸灾乐祸地认为英格兰人罪有应得……但幸灾乐祸之后，悲伤接踵而至，上帝的愤怒之剑离开了英格兰人，而使苏格兰人陷入疯狂……第二年，瘟疫除了继续**英格兰和苏格兰，也开始**威尔士人；最后，瘟神扬帆来到爱尔兰，夺去了大批生活在那里的英格兰人的生命，但几乎没有触及住在山区和高地的纯爱尔兰人。但是到了1357年，疫情出人意料地袭击了生活在各个角落的爱尔兰人。

黑死病一下子将英格兰的人口减少了大约13。到了1350年，因为致命的瘟疫和战争时期的各种其他逆境，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处于严重的财政困境中；同时卡莱尔（Carlisle）也由于较晚传入的致命瘟疫和苏格兰人的频繁攻击而荒废，变得异常萧条。据报道，锡福德（Seaford，萨塞克斯郡）在1356年“因瘟疫和战争而变得荒无人烟，居民又少又穷，以至于缴纳不起税赋，也无力保卫城镇”。塔斯莫尔（Tusmore，牛津郡）是瘟疫的另一个受害区：1358年获准将其田地变成公园，因为所有农奴都死了，村里不再有任何纳税人。然而，黑死病的灾难性影响不是立即出现的，也不是永久性的。生活在里辛（Ruthin）的一个威尔士人的行为具有代表性：他“因为贫困而在瘟疫期间离开了他的土地”；但到了1354年他又回来了，“并且得到了领主的接纳，继续租种原来的土地，支付同样的租金”。无论如何，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总算有人替代死去的租户，并且在未来20年内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减少了不到10%。正是因为瘟疫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再次暴发（特别是1360至1362年，1369年和1375年）才产生持久影响，即使这几次暴发更多的是局部的，集中在城市。到15世纪中叶，人口稳步下降到大约250万甚至更少。

另一方面，地主们正面临严重困难。小麦、羊毛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市场利润较低，导致英格兰的耕地面积缩小，农业投资缩减。工资和其他成本攀升，更可取的做法是放弃“高收益农业”，转而把土地租给有进取心的农民。许多社区整个被遗弃（英格兰“失落的村庄”），其中原因是，人口危机和长期战争的双重困境。英格兰地区“失落的村庄”数量最多的，是靠近苏格兰边境的诺森伯兰郡和掠夺者垂涎的怀特岛。直到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15世纪60年代从东盎格利亚开始），英格兰的人口才开始显著上升，直到17世纪才再次达到了1300年的水平。

英国的经济在14世纪晚期显著萎缩，但并非普遍萧条。人们在心理上逐渐适应瘟疫的冲击后，社会做出了出色的调整——尽管并非没有动**。土地所有者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了最痛苦的调整——当然并非所有方式都是出于维护国内和平的考虑。一些人，包括思想更加保守的教会地主（如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院长），采取高压措施，甚至压迫和勒索他们剩余的佃户。为了维持他们的收入，一些庄园主无情地压榨佃农；像莫蒂默家族这样的权贵，在威尔士拥有大片地产，他们对佃农的严厉态度可能引发了威尔士亲王欧文·格兰道尔（OwainGlynd?r）领导的暴动（1400年）。其他人，例如15世纪后期的白金汉公爵，采用了更有效的管理方法来提高其庄园的盈利能力。还有一些人认为，把用于放牧和耕种的田地和公有土地圈占起来成本较低，是支撑不稳定租金的另一种方式；在15世纪晚期，特别是在北部和西部，圈地运动步伐加快了。大小土地所有者作为一个群体都开始采取行动，以“遏制雇工的恶意，他们游手好闲，在瘟疫之后，没有高工资就不愿意提供劳动”。爱德华三世颁布了旨在恢复鼠疫前的工资水平、阻止被解放的劳动力的流动的法令（1349年），并很快转化成议会法规（1351年）。此外，地位显赫的权贵或绅士有额外的财富来源：以授予土地、金钱和官职的形式获得的、来自王室的恩赐（正如后来亨利六世的博福特亲戚所熟知的那样）；家庭遗产使约克公爵理查（约1460年）成为他这个时代最富有的贵族；或者有幸与一位继承了丰厚遗产的女继承人或富有的寡妇结婚。其他人凭借为国王效力而发迹，尤其是在战争中。亨利五世在征服法国的过程中打了一系列大胜仗，他的手下利用捕获的俘虏索要赎金，并占领了法国北部的庄园。在1448年之前，白金汉公爵每年从法国的佩尔什省（Perche）获得的收入超过530英镑。15世纪中叶，一些人把从为国王效力和战争中获得的财富投入到最宏伟的计划中，即建造雄伟而优雅的城堡，例如约翰·法斯特夫爵士在卡斯特（诺福克郡）的城堡，赫尔伯特在拉格伦（格温特郡）的巨大堡垒宫殿，拉尔夫·博特勒爵士在格洛斯特郡苏德利的城堡。这些手段和资源，催生出了新兴贵族，这些贵族在各方面都与前几个世纪的贵族不相上下，而且往往具有根深蒂固的地区立场，如北部的内维尔家族（Nevilles）和珀西家族（Percies），以及西部的斯塔福德家族（Staffords）和莫蒂默家族。

在14世纪的英格兰，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紧张的累积效应最明显地暴露在瓦特·泰勒的农民起义（1381年）中。这**动的强度、时间长度和广泛的号召力，都是空前绝后的；但它的根本性质与随后几年的其他阴谋和造反一致。1381年爆发的普遍暴力反抗是由另一种人头税引发的。这一次的税率是一个人头1先令，3倍于1377年和1379年的标准。人们的反应是逃税、对征税者和进行调查的法官实施暴力，并最终在1381年6月演化成起义。来自英格兰东部和东南部的农业工人的起义队伍迎来了城镇居民和伦敦人的加盟；东盎格利亚生产粮食和羊毛的乡村，已经感受到经济紧缩和混乱的全面影响，以及日益过时的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此外，起义者对14世纪70年代的政治管理不善以及最近在法国战争的惨败感到失望，他们担心敌人会袭击英格兰的沿海地区。尽管异教徒在反叛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们对英国教会的学说和组织的激进批评，使许多人倾向于谴责一个似乎没有履行职责的机构。

对政府施压、向新国王呼吁（“支持理查国王和忠实的平民”是叛乱分子的口号）为不满的人提供了最好的希望，同时伦敦的民众当中有一大批潜在的起义同情者。于是，起义者从埃塞克斯和肯特前往伦敦会师（在这里，瓦特·泰勒和神职起义煽动者约翰·鲍尔成为领袖）。他们打开监狱大门、砸烂了国王的大臣们的府邸、洗劫了伦敦塔，并试图恫吓理查二世做出重大让步——如果这些得以实施，它们将打破农奴制的残余束缚，彻底改变教会和国家的土地所有权。但是，起义的策划和组织都很糟糕，更像是挫折感的本能大爆发。到6月15日，起义者已经纷纷散去，各自回家了。

1389年，当理查二世22岁时，他宣称：“我的年龄足以统治我的王宫、我的内臣和我的王国。我现在所处的状况，应该比王国中条件最差的人更糟糕，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公平的。”1386至1388年间，上诉的领主试图左右国王的盟友和大臣的选择，并规范国王的政治行为——这一系列事件已经破坏了冷酷的国王和他的批评者之间的关系。这些领主当中包括一些国内最显赫的权贵，他们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的庄园规模，加起来可以与位于威尔士、柴郡（Cheshire）和康沃尔郡的较偏远的皇家封地相媲美。然而，在1389年之后，理查谨慎地宣称自己是英格兰国王，并且凭借他的智慧和勇气，试图解决上个世纪前几任国王的野心和政策遗留下来的问题。在相对政治平静的时期，理查小心翼翼地依托他的内臣和偏远的封地，特别是柴郡和北威尔士，建立了一个忠于他的集团。从阿伦德尔伯爵那里没收来的土地，提高了国王在威尔士边区的王室权威——在那里，贵族阶层的领主是最具独立性的。理查二世在1394至1395年间对爱尔兰发动了耗资巨大的大规模远征，这是自1210年以来英格兰国王发动的首次爱尔兰远征。该活动重振了英格兰在爱尔兰的统治，并通过坚定又柔和的手段，使盖尔人领主和英格兰-爱尔兰领主臣服；理查甚至可能有完全征服这个长期没有被征服的岛屿的想法。这项冒险无疑增强了他在另一个领地的权力，并展示了他的内府机构和资源可以实现的目标——尽管是暂时的。关于苏格兰问题，英格兰在奥特本战役（Otterburn，1388年）失败之后，理查采取了更为传统的方式，鼓动持不同政见的苏格兰权贵，并策划军事行动；但在14世纪90年代，他开始意识到和平更为有益。1396年与法国达成的条约，以及理查与瓦卢瓦的伊莎贝拉的婚姻，停止了一场更能削弱国力的战争；如果停火协议能够按照预期的进程（至1426年）得以履行，将在整个百年战争中创造最长的和平时期。在国内，国王能够集中精力恢复王室在14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因个人和政治弱点而受到的严重破坏。为此，王室创造性地利用仪式和视觉象征主义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

理查具有想象力、精明、专横。作为国王，他的其他特性不可取。他的成长和青少年经历，孕育了一种不安全感，导致他过度自信、缺乏分寸、肆意妄为。他对朋友极其慷慨，但对他的敌人反复无常、神神秘秘、冷酷无情：1397至1398年间，他流放了沃里克伯爵，处死了阿伦德尔伯爵，谋害了格洛斯特伯爵，然后流放了德比伯爵和诺丁汉伯爵。他无情地挥舞着君主的权柄（“他打倒了任何侵犯王室特权的人”是他为自己题写的墓志铭），他的最后两年，被称为“暴虐”——这么评价是公正的。教皇被诱导，发出威胁，要把任何“企图损害我们的王权、我们的君主或我们的自由，或恶意诽谤我们的人”逐出教会；理查与法国签订的条约得到了法方的承诺，如果需要，法国将援助他镇压自己的臣民。他于1399年5月第二次出征爱尔兰时，给德比伯爵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Bolingbroke，现任的赫里福德和兰开斯特公爵）提供了返回英格兰的机会，他攻入英格兰，恢复自己的地位，并收复他父亲的庄园——最近被理查没收的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国王的处事方法，背离了英国的法律和惯例，也超过了地位较高的大臣的容忍度。他于1399年9月29日被废黜，结束了迄今为止最一贯的努力——让英格兰人解除战争的负担。

与此同时，英格兰无法摆脱早先企图征服不列颠群岛“凯尔特人”的后果。在理查二世富有想象力的政策失败之后，需要一个更稳定的关系来确保王国的安全，因为王国显然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进一步的征服和殖民了。在实际做法中，英格兰的历任国王放弃了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大部分地区实现其霸权的所有想法。在15世纪，英格兰对苏格兰人处于防御状态，部分原因在于与法国的战争再次爆发；部分原因是在亨利四世统治时期（1399—1413）和1450年之后英格兰的内部困难。1419年，苏格兰人甚至派出大量援军来援助法国人。苏格兰的詹姆士一世曾短暂地（1406—1424）被囚禁在英格兰，阻止了跨越国界的重大敌对行动。但此后苏格兰人变得更加大胆，希望能够夺回罗克斯堡城堡（RhCastle）和贝里克（Berwick），并在1460至1461年实施了计划。突袭、海上冲突和海盗活动，以及无效的停战协议——共同造成了无休止的“冷战”状态。只有在百年战争结束后（1453年），以及英格兰的约克派政权（1461年）执政之后，才能真正有目的地寻求与苏格兰的更稳定关系。双方在1475年签订了一份条约，并在1502年实现了“永久和平”——尽管法国仍心存疑虑，且英格兰偶尔在苏格兰采取战争行动，如格洛斯特公爵理查于1482年占领贝里克。但协议标志着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重大改变，虽然边境地区继续依靠抢劫而繁荣，互相骚扰已成了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