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结语（第2页）

党员干部的特权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至少对于被列为特权的种种事实不能简单论之。其实，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政党的领导，都有相应的特权。但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苏联、东欧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官员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和公仆。与其他政党不同的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执政的是共产党，而共产党又自称是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些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支撑点，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支撑点。特权化使党员干部从“鱼”变成了“油”，党员干部在充分享受的同时，也一点一点地挖空自己的基础。特权加深了党群之间的隔阂，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形象，使它们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人民群众无法感受到共产党是在代表他们掌权，被欺骗感和失望感日益加深。

四、苏联及东欧国家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火与水”的关系

在党员干部的特权化日益严重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受到严重伤害，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不大，甚至有的群众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果说前者损害的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石，那么，人民群众的这种境遇摧毁了他们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两者叠加，苏联及东欧国家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又从“油和水”变成了“火和水”。

共产党保持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必须关心并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民主问题和民生问题。民主问题是要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让人民真正感觉到是社会的主人。民生问题是要让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好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恰恰在这两方面，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都没能交出让群众满意的答卷。

在民主权利问题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共产党的宗旨，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真正的主人，人民当家作主，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和公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赞赏巴黎公社原则，为了使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从人民的“老爷”变成人民的“公仆”，使国家机关真正成为高效、廉价的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巴黎公社不仅强调把一切公职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并且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而且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人同样的工资。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现实怎么样呢？这些美好的设想根本实现不了，因为社会管理、国家管理、政治管理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这样简单而为之。更为严重的是，苏联东欧国家都实行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的是各国共产党，确切地说是党员干部逐渐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主人和公仆位置完全反了。在过度集权的体制中，有关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是党中央、政治局做出的，立法机构只是履行一下认证手续，人民群众难以履行自己的权利和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各级领导干部实行的都是任命制，他们只对上级领导人负责，主要关心如何保住自己的官职，怎样才能得到上级的青睐而晋级。在实践中，党员干部常常靠长官意志和强迫命令的手段贯彻上级的意图，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容不得来自下面的批评。许多党员干部对上级百依百顺，而在人民群众面前却横眉冷对。更糟糕的是，当党遇到危机遇到困难时，这部分干部首先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选择背叛党。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的调查机构对苏联高层党政官员的调查结果显示：有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并拥护改革，他们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有76。70%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

人民群众既无法监督党员干部，也没有途径表达自己的意志，与执政党之间联系的渠道实际上是走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日渐疏远。久而久之，人民群众不仅与执政党离心离德，而且对执政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与日俱增。

在民生问题上，苏联东欧国家实行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而这些又是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并且归根结底是以牺牲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为代价的。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经济危机似乎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其实，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经济危机。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是商品过剩，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是商品短缺。比如，在苏联，由于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消费品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1989年年底，200个城市中，在1200种商品中有1150种经常脱销。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购买。由于商品短缺，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实行了凭票供应的办法。

罗马尼亚学者著名汉学家萨安娜告诉笔者：关于我们罗马尼亚人的那个悲哀时代，可以讲许多许多不堪回首的故事。少的不仅是食品，其实，短缺的东西还有很多。当时的电力不足，电视每天只能看两小时。总之，各个方面的情况都是很不好的。有的工厂没有钱购买需要的新设备，有的工厂甚至没有钱进行基本建设，这是齐奥塞斯库时代的一个特点。“我那时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的食堂吃饭。那个食堂每个星期有一次可以在两点之后买一些东西。我通常就买奶酪，是很咸的那种，还有一截肠子、一点奶油、一块黄油，有的时候也能买到一点水果。不过，我们能够买到的东西实在不多，因为我们是两点钟进去，而党中央的工作人员12点就下来买了。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东西基本都卖空了。就那样，我们还是拼命地挤，有的时候只能买到一块已经臭了的奶酪。这可是我们一家一个星期的食物啊。有时候，我一进商店就忍不住苦笑起来，里面空空的，售货员就在那儿干坐着。油、糖等生活必需品不仅凭票买，还得排队，而且也不是每天都能买到，每次都得拼命。”[1]

就连南斯拉夫这个东欧国家中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也陷入了经济危机。在80年代之前，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水平曾经与奥地利、意大利、希腊经济水平相近，但之后经济陷入停滞，整个80年代的社会产值年均增长率仅为0。7%，从1990年起变为负增长。经济停滞带来了严重的失业，80年代末期的失业、待业人员超过100万，为就业人员的16%。另外，在就业人员中大约还有三分之一的隐形失业人员。雪上加霜的是，物资也出现了严重匮乏，商品价格飙升，通货膨胀率持续抬升，1981—1985年平均每年为48。6%，1986—1989年分别为88%、118%、199%和1255%。

这样发展的结果就是，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既不能在路线方针上代表人民的利益，又不能在实践中切实维护人民的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迫切要求。与此同时，党员干部的特权、贪污腐化进一步使共产党在生活方式、政治环境以及感情上彻底背离了人民群众。据1991年年初的民意调查：对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对苏联共产党的支持率仅有14%。由此可见，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苏联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然就不会像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那样奋不顾身了。苏联发生剧变的时候，有420万党员自动退党。苏联共产党的4288座办公大楼、180个社会政治中心、16个社会政治研究所等设施，及大量银行存款在被查封和没收时，竟没有遇到任何反抗。俄罗斯各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被解散或被禁止活动时，既没有党的各级组织的抵抗，也没有出现工人、职员和苏联共产党党员自发地集合起来保卫苏联共产党的区委、市委，或者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的情况。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害怕的悄然无声，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的顺利无阻。在讲到东欧剧变时，人们常常认为罗马尼亚的最暴力、最血腥。事实并非如此。扬·伊利埃斯库说，罗马尼亚当时有过流血，但并不多，因为军队、警察都拒绝开枪。没有人愿意跟着齐奥塞斯库夫妇走，最后只有齐奥塞斯库夫妇，在被捕之后很快就被处决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一夜间垮了台，但国家机构并没有瘫痪，基本照常运转。东欧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差不多都是在多党议会选举中败北，实际上他们都是被人民群众抛弃了。共产党都失去了政权，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不再存在，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最终为党群关系上的失误付出了不可弥补的惨痛代价。

当时苏联东欧国家流传着许多政治笑话，用冷幽默讲述着对现实、特别是对共产党的不满。

比如，苏联有一则这样的笑话。集体农庄庄员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和老婆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老婆说：“没有油啊！”“那就煮着吃吧！”“可是，还没有柴火啊！”伊万非常生气，走到河边把鱼扔了回去。那条鱼在水里游了一个半圆，上半身探出水面，抬起右鳍激动地高呼：“斯大林万岁！”

再比如，罗马尼亚有一则这样的笑话。在布加勒斯特，许多申请出国的人正在排队领取护照。齐奥塞斯库也在其中，排在他前面的人很吃惊，问他为什么也排队。齐奥塞斯库回答说：“既然大家都要出国，那我也要出国。”这个人立即对齐奥塞斯库说：“如果你走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出国呢，不走了！”

特权就像慢性毒药侵蚀着共产党的肌体，也损伤了人民群众的心。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导致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之社会主体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两败俱伤。共产党就成了“火”，而人民群众就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海。当这种不兼容的关系遇到适当的条件时，愤怒的大海终于淹没了已病入膏肓的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和罗马尼亚共产党就是这样在瞬间垮台的，东欧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是在第一次（个别的是第二次）多党制选举中被民众抛弃、暗淡地走下权力神坛的。没有一首挽歌，没有一声叹息，只有一片令人心寒的冷漠，甚至还有反向的叫好声。

五、苏联及东欧国家党群关系的几点反思

第一，从鱼水关系，到油水关系，再到火水关系，变得是共产党，而不是人民群众。也就是说，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要时时防止自己的蜕变。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没有成功的经验，只有失败的教训。特权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关键在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制度。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制度建设上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如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和防范措施，口头上的意识形态或道德上的说教与现实的差距太大。或者自己有病让别人吃药，或者虽然自己吃药，但吃错药，这是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没能有效遏制自身蜕变的根本原因。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看似是小事，但是，正是这些“主义”才逐渐使党员干部从“鱼”变成了“油”，变成了“火”。舟行人不觉，慢慢地就走远了，甚至走向自我毁灭。

第二，不能用后来否定从前，也不能用从前说明后来。一些人用后来失去政权、社会主义制度不复存在来证明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有“原罪”，它们不该掌权，不应出现。其实，这是对历史缺乏了解的表现。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用“和平、土地、面包”赢得了人民群众，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国家政府及其领导人中，一些人站在法西斯一边，一些人在国难当头和民族危难之际逃亡国外，而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进行抵抗法西斯的斗争。不论后来共产党变成了什么样子，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如何，这些都是不该否定的。中国共产党不也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政权吗？人民群众为什么支持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生活于人民群众当中，提出了类似布尔什维克党的“和平、土地、面包”这样的口号，如“打土豪，分田地”等。二是蒋介石独裁，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同时，往日的辉煌又不能替代后来的失误，不可能证明苏联、东欧共产党曾有的辉煌将长期延续，永远地将它们固定在国家领导的位置上。水能浮舟，也能覆舟，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共产党是“鱼”的时候，人民群众感恩地养育着它们；共产党是“油”的时候，人民群众无奈地托举起它们；而当共产党是“火”的时候，人民群众则愤怒地消灭了它们。

第三，共产党执好政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前提。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好的重要理论支撑之一，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标志是什么？它唯一的标志就是共产党执政，因为共产党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理论上可以这样讲，但是，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它们都没能解决党员干部当家、人民群众作主这个难题。不仅如此，抽象的“人民群众”的境遇从天上无情地落到地下，而具体的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的头上建造起一座沉重的金字塔，两者地位异化，最终的后果就是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实际上，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一种虚化的、政治性很强的词语，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操作性，甚至所有含带操作性的社会管理、国家管理和行政管理都是对所谓“人民当家作主”的反证，即凡事都由你做主，怎么可能由听命于你的我当家呢？与此类似的词汇还有许多，其实，它们不是给共产党“增彩”，而是“添乱”，反倒不如不过度宣传。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持久拥戴。

公平、公正、平等不是装饰门面的涂料，而是一件一件的小事，如一间房、一亩地、一辆车、一句话、一次审判、一个工作岗位、一次参与、一顿饭等。它们看得见、摸得着，背负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这些不是虚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它们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在革命时期，共产党有自己的对手或敌人。在建设时期，共产党人最大的对手或敌人就是自己。战胜敌人取决于成败的因素，战胜自己就要克服那些不正之风的小事。这些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用不着讲多大的道理，但这些小事最终会决定大事。

[1]孔寒冰：《寒冰访东欧》，116～1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