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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第2页）

三是经济民主受到削弱。经济民主是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思想，也是社会民主党区别于右翼政党的标志之一。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民主的基础受到削弱。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流动超出了主权国家的范围。为了取得超额利润，跨国公司往往将生产基地迁往工资、福利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这使得原有的政府、资方和劳方的利益平衡格局被打破，力量对比出现了明显向资方倾斜的态势。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欧洲各国传统的产业工人数量大幅度减少，劳工阶层和工会组织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在劳资谈判中讨价还价的能力在不断降低。作为第三方的政府则为了留住或者吸引更多的投资，对资方做出让步，致使劳资共决的经济民主受到限制。因此，社会民主党奉行的劳资妥协政策的回旋余地便越来越小。

随着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困境，新自由主义理论迅速兴起。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控制。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先后于1979年和1981年在英美两国上台执政后，实施私有化、放松市场管制、“金融去监管化”等改革措施，进而在欧洲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浪潮。

第二，阶级结构新变化带来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工人阶级数量的减少和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的现实，社会民主党致力于采取措施增加组织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来应对危机。但是，新科技革命兴起后，社会阶级阶层变革更为复杂。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已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也已经超过了第一、二产业的从业人员，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以德国为例，1976年独立经营者、公务员协助工作的家庭成员和职员等中产阶级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超过了工人的比重。[17]新中产阶层的政治趋向与旧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有很大不同，它们在许多方面表明自己不是传统主义者[18]。其中，大部分人没有明确政治主张和阶级认同，通常只是在选举中根据竞选领袖和政党的某些具体政治方案来决定自己的选举行为。这种非定向选民的增加逐渐成为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面对的棘手的难题。安东尼·吉登斯说：“社会民主党派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由于它们无法依赖自己以前的阶级认同，因此不得不去寻找适应于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具多样性的环境的新的认同。”[19]另外，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一直和工会之间有着紧密联系，20世纪70年代后欧洲各国的蓝领工会数量继续减少，组织规模不断萎缩。工会影响力的减弱和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政策，各国社会民主党纷纷开始了旨在摆脱工会控制、实现自主独立的组织机构变革。最典型的是英国工党，它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便针对工会集体党员制度进行改革，扩大个人党员的比例，以保持和工会的距离。

面对社会结构出现的新变化，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陷入了新一轮的组织危机中，最主要的表现是党员人数的骤降。瑞典社会民主党20世纪50年代党员人数曾经达到120万人，1989年下降为60万人，90年代以后人数锐减到26万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70年代党员人数超过了100万，1989年东欧剧变前还有92万人，到1995年只剩下82万。70年代英国工党没有对集体党员制度改革前，党员数量高达700万人，1983年降至645万，到了90年代初降至300多万。法国社会党在70年代是发展最快的时期，党员人数从1971年的7万人跃升到70年代末的20万人，1985年高峰时曾达到22万人，但自东欧剧变以后，党员人数急剧减少。[20]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第三，东欧剧变后来自“左”边的压力不复存在，政治天平“右”倾。作为长期的意识形态对手，欧洲社会民主党对东欧剧变普遍持赞许的态度，认为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胜利。当时，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认为，东欧共产党统治的崩溃会迅速带来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广泛认同，但现实中“政治红利”并没有到来，等到的却是苦果。在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时，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也失去了那种在本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之间左右逢源的空间和舞台。因为在西方资产阶级眼中，苏联的失败就是共产主义的失败，就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理念的一部分也是如此。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就此终结了。

除此之外，在全球化时代，人口老龄化问题、移民问题、环境问题、跨国犯罪等新问题不断涌现，使社会民主党的原有理论日渐成为“过时的口号”，因为单纯以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国家干预和工会力量为基础的传统改革措施，无法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

由于新的政治环境中左右对峙的格局已经结束，阶级界限趋向模糊，各种理念和价值观相互交织，社会民主党需要适时调整方向。20世纪80年代后，开辟一条位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逐渐成为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口号。但是，实际上“中间道路”的开辟是以放弃若干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为代价的。各国社会民主党为发展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在选举上获得成功，改革的措施大部分照搬了新自由主义政党的主要做法，如国有企业私有化、降低税收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放松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21]社会民主党新自由主义化的**就是“第三条道路”。

[1]参见金重远：《战后西欧社会党》，1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参见杨玲玲：《形塑中间阶层：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兴盛与探求》，载《当代世界》，2014（5）。

[3]王海良：《试析英国工党早期执政理论与实践》，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5）。

[4]RichardW。LymaLabover1924，London：&Hall，1957，pp。115-116。

[5]陈晓律：《对英国第二届工党政府的历史思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3）。

[6]相关内容参见孟钟捷：《试论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政策》，载《德国研究》，2003（4）；孟钟捷：《试论魏玛“福利国家”的早期实践（1918—1920）》，载《安徽史学》，2008（5）。

[7]陶樾：《论法国人民阵线的形成和政策》，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8]《欧洲也有国有企业：“洋国企”也是资本主义的特色》，blog。sina。。sblog_53b381e30100u6c7。html，2017-06-15。

[9]参见黄安淼、张小劲编：《瑞典模式初探》，5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10]参见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教学组编：《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内部资料），439～44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

[11]参见张小劲、李天庆编译：《从职能社会主义到基金社会主义——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2]倪学德：《论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的国有化改革》，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13]MartinFrancis，IdeasandPoliderLabour，1945—1951，MaerUyPress，1997，p。92。

[14]参见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教学组编：《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内部资料），15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

[15]参见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180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6]参见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第二版，32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7]参见[联邦德国]弗里德里希·菲尔斯滕贝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结构》，黄传杰等译，3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8]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44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9][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24～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0]参见金重远：《战后西欧社会党》，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王学东：《当代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及其原因》，载《教学与研究》，1997（12）。

[21]ErhardEppler，“OostruoEurope”，IioikundGesellsachaf，2010，No。4，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