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中文

第886章 冤枉了好人（第1页）

信笺摊在办公桌上，纸页边缘已经被人捏得发皱，墨迹洇开了一小块，像是写信人落笔时手在抖。办公室里的人一个接一个凑过来，脑袋挤成一圈，没人说话，只有呼吸声此起彼伏。有人看完别过脸去，攥紧了拳头，指节发白。有人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再戴上时，眼眶已经红了。那是1977年的冬天，江苏省招生办的临时办公室里，暖气烧得不旺，窗玻璃上结着一层薄冰，可所有人的脸都涨得通红。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这考生父亲的案子，十有八九是桩冤案。可招生办不是法院，没有翻案的权力，只能发函请地方重新核查。眼下最棘手的，是信里夹着的另一份材料。材料上白纸黑字写着，其父被处决后，这名考生曾在学校和同学争抢铅笔刀，失手划破了对方的手。就这么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被人上纲上线，定性成了阶级报复。这四个字，像一把生锈的锁，死死扣住了考生的档案。哪怕父亲的案子将来平反，只要阶级报复的结论不撤，这孩子照样跨不进大学校门。胡星善盯着那四个字，胸口像堵了一团棉花，闷得喘不上气。他猛地一拍桌子，茶杯盖震得跳了一下，茶水溅出来几滴。不能让这孩子就这么被冤枉了！他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情绪，声音却还是带着颤。立刻联系常州市招办，请求他们重新复查，越快越好！恰好，常州市教育局派了个叫张伟松的干部，在录取现场协助工作。胡星善找到他时，张伟松正蹲在走廊里啃一个冷馒头，就着一杯白开水。听完考生的事，张伟松把馒头往口袋里一塞，站起身来。他个子不高，脸膛黝黑，是那种常年在基层跑的模样，裤腿上还沾着没拍干净的泥点子。胡主任，这事交给我。他没说漂亮话，就这一句，语气却沉得像石头。胡星善一把攥住他的胳膊，力道大得自己都没察觉。伟松，扩招本科已经结束了，只剩专科录取的口子，你必须快去快回，多耽搁一分钟，这孩子的希望就少一分。张伟松点了点头，转身就走，连外套都没拿。那天晚上，南京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雪花砸在玻璃窗上，沙沙地响，像有人在外面撒沙子。胡星善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翻来覆去看那封信，直到后半夜才合眼。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爬起来，急匆匆往食堂赶，想催张伟松趁早出发。一推食堂门，热气扑面而来，混着粥香和咸菜的味道。他一眼就看见了张伟松。那人正坐在靠窗的餐桌前，慢悠悠地喝着粥，就着一碟咸菜，神态安然，跟昨晚那个转身就走的急先锋判若两人。胡星善心里一下，火气腾地就上来了。他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脚步重重地踩在水泥地上。伟松，你怎么还在这儿吃早饭？他压着嗓子，语气里的责备却藏不住。那孩子的事十万火急，你倒是稳坐钓鱼台！食堂里几个吃饭的人抬起头，好奇地往这边看。张伟松却不恼，抬起头来，冲他笑了笑。他眼底布满了红血丝，眼窝发青，嘴唇干裂得起了皮，笑容里带着一夜未眠的疲惫。胡主任，你别急。他放下粥碗，用手背抹了抹嘴。我昨晚就已经赶回常州了。胡星善一愣，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来。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往前凑了半步。你说什么？你昨晚就回去了？是啊。张伟松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手指按在眉心，轻轻转了两圈。我昨晚连夜坐火车赶回去，下了车就骑着自行车满城跑，挨个敲门找负责人签字。市招办、市教育局、市政府招生领导小组，三级党组织的公章，我一个不落，全盖齐了。政审结论也改过来了，阶级报复那四个字，撤了。他说得轻描淡写，像在说今天的粥熬得不错。可胡星善听得手心全是汗。那年月，三级公章意味着要跑三个单位、找三个负责人、过三道审批，正常流程少说也要天。天不亮我就往回赶，绿皮火车上站了一路，困得直打盹，脑袋磕在椅背上磕了好几回。张伟松端起粥碗，大口喝了一口，热粥顺着喉咙下去，他长长地舒了口气，像是终于缓过劲来。胡星善站在原地，脸上的责备早就散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愧疚和赞许。他走上前，重重地拍了拍张伟松的肩膀，手掌落在那单薄的棉衣上，能感觉到底下的骨头硌手。是我急糊涂了，错怪你了。他声音有些发哑。伟松，你这趟，立了大功了。张伟松嘿嘿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疲惫的脸上有了点光彩。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被人理解的滋味，比一碗热粥还暖。又过了几天，办公室里不忙的时候，张伟松才拉着胡星善，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低声说起了一段往事。他说，当年那位老红军被带走的时候，他就在现场。那是个夏天，太阳毒得很，柏油路被晒得发软，踩上去能留下脚印。他和满街的市民一起，站在路边，看着那位战功赫赫的老人被押着走过。老人没低头，腰杆挺得笔直，目光从人群上扫过，平静得像一潭深水。那一年，张伟松才十几岁，吓得浑身发抖，想喊什么，却被身边的大人死死捂住了嘴。他眼睁睁看着老人被带走，什么也做不了。这份愧疚，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一扎就是十几年。所以那天胡星善找到他，说起这个考生的身世，他几乎是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他说，他欠这位老英雄一个交代。胡星善听完，久久没有说话，只觉得鼻子发酸。窗外的雪已经停了，屋檐上挂着冰凌，阳光照上去，折射出细碎的光。张伟松还说了一件事，胡星善听完，半天没回过神来。那天夜里，为了赶时间，张伟松凌晨三点就敲响了分管招生的副市长家的门。副市长披着军大衣出来开门，脸色很不好看，任谁半夜被人敲门都不会有好脸色。可当张伟松递上那份政审材料，说出考生父亲的名字时，副市长的手猛地一颤。材料差点掉在地上。因为这位副市长，不是别人。正是当年主办那位老红军案子的公安局长。屋里的灯昏黄，十五瓦的灯泡吊在天花板上，照在副市长脸上，明暗交错，看不清表情。他就那么站在门口，拿着材料，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手指在某些字句上停住，微微发抖。张伟松站在他对面，没有多余的客套，也没有求情的话。他只是挺直了腰杆，目光直视着对方，一字一句地说。老领导，这孩子的事，您必须管。不能让老英雄的孩子再被冤枉，不能让人才就这么埋没了。副市长抬起头，看着张伟松的眼睛。两个人就那么对视着，楼道里安静得能听见挂钟的滴答声。许久，副市长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又沉又缓，像是把压在胸口十几年的东西都吐了出来。他转身回屋，拿出钢笔，拧开笔帽，在材料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披上外套，跟着张伟松出了门，连夜跑了剩下的所有手续。那天晚上，两个曾经在不同位置上见证过同一段历史的人，骑着自行车，在常州空荡荡的街道上穿行。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又很短。胡星善听到这里，眼眶已经湿了。他没想到，这一趟复查的背后，还藏着这么一段故事。更没想到，当年的办案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给自己的良心一个交代。后来，这名考生终于搭上了1977届高考录取的末班车。录取通知书送到招生办那天，是个难得的晴天。考生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纸，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然后他就哭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蹲在招生办门口，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声音沙哑，到最后已经泣不成声。胡星善站在窗边看着，别过脸去，偷偷抹了把眼角。他知道，这声里，藏着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回绝望到想放弃的瞬间。随着扩招的推进，政审条件也在一步步放宽。尤其是这年三月的临时扩招，政审标准比一月份录取时又松了不少。很多之前被卡下来的考生，这次都被划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顺利拿到了录取资格。那些曾经被人戳着脊梁骨叫狗崽子的知青，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凭着自己考出来的分数，走进大学校门。不用再因为出身，因为父辈的事，被拦在门外。胡星善每次和同事聊起这些，都兴奋得眉飞色舞，眼睛里闪着光。他说，他们干的不只是招生的活。他们是在给国家挑苗子，给民族选未来。每一份从他们手里发出去的录取通知书，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这种感觉，比任何嘉奖都让人踏实。1977年，党中央做出恢复高考制度的决策，像一道惊雷，劈开了笼罩十年的阴霾。知识重新被尊重，人才重新被重视。那些被埋没了太久的希望，终于等到了破土而出的一天。这一年，江苏省原计划招生八千多人，后来扩招近五千人；1978年计划招生一万四千人，最终扩招到一万七千人。两届合计扩招后，录取人数比原计划整整翻了一倍。这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一个家庭的悲欢，一个国家的未来。胡星善把那封考生寄来的感谢信，小心翼翼地夹进了笔记本里。笔记本的扉页上，他用钢笔写了一行字。为国选才，不敢懈怠。写完，他合上笔记本，抬头看了看窗外。雪已经化了，枝头冒出了新芽，春天快来了。：（）1977年高考又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