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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何门问学往事摭拾（第2页）

我的硕士导师韩国磐先生，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名家，但先生以前与他素未谋面。由于我的关系，两位老先生建立了联系，先生好几次对我说到韩先生文章写得好，研究成果多。韩先生那时是全国人大代表，1986年、1987年三月初到北京开会，先生都让我陪同到韩先生下榻的宾馆看望他，晤谈甚欢。我由于做佛教社会史的研究，常向佛教史专家郭朋先生请教，建立起密切的师生关系。由此先生也结识了郭朋先生，学问上时常打电话互相探讨琢磨，生活上也经常互相问候，有时还互相拜访请吃饭，彼此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我的老师郑学檬，畏友杨际平、严耀中等，也都受到先生的欣赏。1985年秋郑学檬老师出任厦大副校长，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先生，先生淡淡地说了一句：“可惜了！”乍听这样的反应有些意外，其实反映出先生对郑学檬老师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发展前景的看重，也反映出先生对学术与官位孰轻孰重的鲜明态度。在先生看来，学术崇高神圣，不是任何人都做得好的，需要有天分又训练有素的人才能胜任；而官是很多人都可以做的。先生认为，郑老师当了官，行政事务多，势必影响其学术上的发展，所以感到可惜。一般人感到可喜可贺的事，先生感到可惜，足见其识见襟怀与常人不同。

仁者爱人，其仁其爱，应该贯穿于其一生，亦贯穿于与其相关的所有人，包括父母尊长、妻子儿孙、朋友同行、学生后辈。先生就是这样，上述先生对师母、对学生、对朋友后辈的态度言行，充分说明了先生的大仁大爱大德。

常言道：文如其人。文品与人品密切相关，没有好的人品，学问好不到哪里去。而教书与育人也是密不可分的，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传道优先于授业，说明一个好的老师，必须教书育人并重，甚至育人重于教书。以上我回忆先生师母的许多往事，让我们看到他们如何做人、如何育人。如何做人就是如何传道，不过先生师母的传道，重在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恰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我们在先生师母身边，耳濡目染，对于做人之道，感悟良深，获益实多，一辈子受用不尽。毕业20多年了，我对先生师母的孺慕之情、感恩之心有增无已，只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师恩如海，我们又怎能报答师恩于万一呢？

摭忆之余，觅得小诗二首，为先生百龄华诞寿：

其一

爱国弘文乐平生[1]，士林宿望余一灯[2]。

杏坛播种逾五纪[3]，史海耕耘八十春[4]。

风骨高标魏晋说[5]，学殖深拓佛史园[6]。

桃李芬芳百花艳，共颂期颐[7]老寿星！

其二

负笈京华忆当年，春风润物细无声。

中庸妙义述而论[8]，大雅文章老更成[9]。

国士栋梁育桃李，家人子弟待诸生。

曾经陶铸异常器，寸心报得门墙恩？[10]

先生经历了大时代，自谦为大时代的小人物。但正是先生这样的爱国书生，见证了真正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学术、对学生的忠贞和博爱，体现了时代和社会的良知。先生是旧“中央研究院”那批精英的仅存硕果。先生驾鹤仙去，为这批精英的时代最后画上了句号。我们痛别先生，也痛别那个伟大的群体、那个伟大的时代！

去年先生百岁华诞，大家还与先生相约：先生105岁生日，我们再聚京华，再为先生寿！但先生却未能遵约，匆匆离我们而去！兴许，先生与师母有约在先，与他的爱子何芳川大哥有约在先，与他的老师陶希圣、傅斯年、胡适、钱穆诸先生有约在先，到天堂聚会去了，到净土聚会去了。我们理解先生，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先生忙碌一生，现在终于卸下担子，去与他一辈子相濡以沫的老伴、与他的爱子、与他始终尊敬景仰的诸先生欢聚去了。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何兹全先生首批博士生）

[1]先生一生爱国，自传以“爱国一书生”为名，又一生弘扬中华文化。

[2]与先生同辈的学界泰斗如季羡林、张岱年、周一良、史念海、杨向奎、张政烺、白寿彝、邓广铭、王毓铨、任继愈、吴于瑾、胡厚宣等大家均已先后作古，先生为其侪辈中硕果仅存者。

[3]先生1950年回国到北师大任教，至今恰恰六十年。

[4]先生1931年考上北大，开始从事史学学习和研究，至今已八十年。

[5]在中国社会分期问题上，先生主张魏晋封建说，长期受到压制，而先生持说甚坚，不阿世取荣，“**”结束后其说已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

[6]先生从史学角度研究佛教社会和经济，开创了佛教社会史新领域。

[7]期颐是百岁的雅称。

[8]先生一生行中庸之道，晚年著《中国文化六讲》阐述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其于中庸之道，真可谓践而行述而论者。

[9]先生毕生好学不倦，老而弥笃，许多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论著如《魏晋之际封建说》、《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都出自晚年。

[10]“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终生难报先生栽培陶铸之恩，犹如白居易，老来仍念念不忘“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