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0六、布雷侍卫室的权力是极大的。老唐说话是有底气的,老唐也是很有本事的。侍卫室中有能人。比如,蒋的大秘书陈布雷的水平有多高呢?,1928年北伐告成后,那篇《北平祭告孙总理文》,他把蒋叙述成孙中山革命谱系的嫡传。这件事在事实层面是站不住的。孙中山先生在1925年去世前,没有指定任何政治继承人,国民党二大前后,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西山会议派,各有所持。蒋的“继承”身份,是武力加党务运作的结果。但在话语层,他被陈布雷一笔一笔写成了不可辩驳的前提。原文的核心句式“仰凭总理之灵,克竟北伐之绪”、“中正不才,受命总理,朝夕兢惕”。表面是祭文,机制却不再论证。孙中山没写过“蒋中正嗣”这四个字,没有任何遗嘱片断指向他,陈布雷也不试图伪造一条传承链,他做的是更精巧的事,把祭祀语体、遗嘱语体、遗教语体三层叠加。祭祀语体提供神圣场域,也就是“仰凭总理之灵”,遗嘱语体单线传授假象,便是“受命总理”,遗教语体提供制度依据,“总理遗教”在1929年国民党三大被明文定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则。各级党部不得妄出己见。三层叠完,“蒋等于总理继承者”不再是结论,而是前提。人们进入文本时,已经被语体本身扶到这个位置上了,再去反驳就等于反驳祭祀本身。这套句式此后,反复出现在蒋氏文稿里,比如:《报国与恩亲》、《中国之命运》序言等等。句法结构高度稳定,稳定本身就是权力。重复次数够多,修辞习惯就沉淀为政治常识。这就成为蒋后来上台的理论论据。老唐也不是一般人。他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素有“智多星”之称。以缜密分析赢得同僚敬重。他工于心计,老谋深算,深得蒋的器重。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他表现了民族气节。他应邀参观德军演习,在演习结束后的酒会上,拒绝了日本武官阿喜马要求合作的提议,对日军侵略中国表示了义愤。温政对老唐是尊重的。抗日的中国人,他都是尊重的。老唐很好奇。温政究竟缺少什么?他想不出。老唐“嗯”了一声,目光重新落回水面,浮子安安稳稳浮在雾蒙蒙的水波上,半分不动。雨又密了些,苇叶被雨压得晃了晃,大颗水珠滚下来,砸在水面打出细碎的涟漪,惊得浮子颤了两颤,又很快稳下来。温政没有开口。两人都没有说话,沉默如山,不知道在想什么。两个绝对聪明的人,两个表面如这江面一般平静,内心却早已翻江倒海的人。温政缺少的,老唐做不到。温政暗示的,老唐不敢接。一个几乎什么都不缺少的人,他要的东西是什么?那句“只要我办得到的,我都可以帮你。”老唐说了出来,就发现自己说错了。如果温政要长征途中国民党围堵的情报,他该怎么办?温政究竟是什么身份?温政忽然说:“我缺少一个名分,不是给我自己,是给那些死在看不见的这条战线里的弟兄们。他们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来,连一块碑都没有,后世的人,会不会忘了他们?会不会觉得这太平日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没话找话,他在试探。老唐松了一口气,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你要的这个东西,我现在给不了你。但我可以答应你,只要我们赢了这场仗,只要国家还在,就不会忘了他们。每一个为这个民族流过血的人,都会被记住。”温政说:“有你这句话,就够了。”雨丝斜斜落下来,水面依旧平静,浮子还是安安稳稳地停在那里,仿佛这一番对话,不过是风雨里飘过的一声叹息,散在烟波里,没留下一点痕迹。老唐笑了笑,钓杆猛地往下一沉,他却不急着提杆,只是轻轻拽了拽:“钓鱼这东西就是这点好,你占着位置,布了诱饵,就有鱼忍不住跳出来露出尾巴,咱们只需要坐在这等着就行。”浮子终于再往下一沉,没了影,老唐手腕一翻,一尾银亮的鲫鱼被钓出水面,在草丛里扑腾。温政盯着鱼看了半晌,慢悠悠开口:“那咱们这一网,该收哪头?”老唐大笑。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有句话,温政毕竟没有说出口。老唐与温政都没有想到,后来发生的事会如此的惨烈。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命运。成长于唐朝开元天宝时期的人,以为盛世是常态。谁又能想到,他们大多数人会死于随后的安史之乱。老唐、温政也不会想到,日本人会如此的残暴。他们的命运会如此的动荡。权力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极度厌恶真空。孙中山逝世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很快引发各方势力的争夺,其中最有希望胜出的是胡汉民和汪精卫,蒋介石反而排名并不靠前,国民党内的资深元老们也并不视蒋为最大竞争对手,但蒋抓住了一个关键人物:苏联顾问鲍罗廷。但鲍罗廷原本最看好的是汪精卫,结果汪精卫受不了一丝委屈,愤然撂挑子去了法国(这种事他做过好多次)。结果离开后想要回来,发现蒋介石已经成了气候,将关键的军权牢牢握住了,填补了这个关键的权力真空,汪精卫再资深也无力回天。他的支持者在他离开后的时间内,要么被边缘化要么投向蒋介石,这个错误胡汉民和许崇智都犯了,结果是蒋介石后来居上,完成了自己的势力布局。民国时很多大人物就是这样,主动或被动去了欧美和苏联,一回来发现自己的位置就这么没了。这是汪精卫的性格缺陷。性格的反复与不坚强,不坚持所造成的。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间谍永不眠